刻刀书刀裁纸刀，谁是羊来谁是羔？（组图）

根据史书记载，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应该是斧。斧者，甫也；甫者，始也。在一块石头上磨出个锋口，用手抓起来就可以砸，可以斫，可以砍。所以，砸、斫、砍这三个字都是“石”字旁，表明先民们最初是用石头做工具，来完成这几个动作的。

伐木用的斧头也称“斤”，大概一个斧头刚好一斤，就象西方人的平均脚长刚好是一尺，所以，他们的一尺就叫“foot”，中国古代的斧头就称“斤”。当然，现代人完全可以反过来用之：瞧这家伙胖的，重达两百多斤——两百多斧头！听者对两百多斤可能没有概念，但对两百多个斧头的重量，则一定会感到吃惊。

因为斧头发明的早，使用的广泛，所以，大斧头（钺）便成了王权的象征。“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一向是古代王者的标准造型。甲骨文的“王”字，就是“带手柄 的宽刃巨斧”之意。“斧凿”表明，书写史上曾用斧头干过；请您“斧正”，那可不是稀松平常的敬辞。

作为劳动工具的刀，肯定要比作为书写文具的刀早，因为文字的发明是很晚才有的事。但作为“挖改”简牍上用毛笔书写的错字的文具刀，则基本上是与毛笔同龄，有笔就有刀，用刀先用笔。

陶文、甲骨文、金文、简牍，都是先用毛笔写就文字，再用书刀削刻、修正。所以，刀笔并用，书刀乃是文房“二祖”之一。《铁云藏龟》的作者刘鹗就曾明确地指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即先用毛笔写，再用刻刀刻。

后世所谓“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忽略了刀，就跟祭祖忽略蚩尤一样错误。文房何止“四宝”？书刀、书镇、书撑、纸刀、拆信刀、剪刀、酒精水准仪，其实都可以入选文房之宝。

尽管目前国内考古学界依据出土文物判定，毛笔的使用远比刀笔的使用要早，但这个判定仅仅局限于简牍文字，对石刻文字、金属铭文、泥陶刻符，则无法自圆其说。比如，在湿软的泥巴上刻字，你如何先用毛笔预先写就？

中国的文字书写历史，并不是从竹简、木牍肇始的，在“写字”之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刻字”的运用肯定也十分广泛。要知道，文字的发明，目的乃是为了让“记事”传之久远；在这个功能上，“刻痕”显然要比“墨迹”更能经得起岁月的侵蚀与磨灭。

任何天然的颜料，绘画或书写在任何材料上，都不能久经风吹雨打日头晒，都会淡化、褪色、灭迹。入木三分，印象深刻，树碑立传，还有斧凿、刀刻、笔划等，说的可都是刻字。

农耕民族，田地讲究“深耕”，文字习惯“深刻”。字迹，字迹，迹，原指走路留下的脚印。文字，不管是对鸟的脚印的模仿，还是对兽的脚印的临摹，字迹却都是下陷的凹槽，非“刻”不足以成“字”。

汉字的直笔划，很可能与最初的书写工具——刀有关，因为刀只能直来直去地刻画。倘若一开始就用毛笔写字，那么汉字的方块形直笔划就不可能形成。即便是字母文字的腓尼基文，最初也是用坚硬的芦苇茎干、羽毛的毛管或者刻刀直接划拉出来的。至于少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文、陶画，谁能肯定它们就是用毛笔画上去的？手指不行吗？脚趾不行吗？猪尾巴、狗耳朵不行吗？

长一尺，宽一寸的“削”。

绘画早于文字，书写晚于涂鸦，依类象形之“文”，先于形声相益之“字”。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下结论说，毛笔早于书刀/书刃，因为我们找不到出土的毛笔文物以资证明，动物的毫毛与芦管竹筒都是有机物，很难在地下长存不朽。

所以，从时间顺序上讲，从事理逻辑上推断，特别是从文字书写三要素——书写工具、书写材质、颜料等方面综合研判，书刃都比毛笔要早。作为后人，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有限的文物发掘，凭借西方考古学的狭隘思维就轻易否定“古者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刃，是古之遗法也”的前人论断。

从事现代考古的人应当明白，中国历史的传播向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文字记载，史书传递；还有一个是不靠文字的口耳相传，或者叫传说。单凭任何一个途径下结论，那肯定是片面的，不足依凭的。用有限的出土文物来否定无限的历史事实，或者用传说故事来抵消考古发现，两者都是错误的做法。

在“先有刀还是先有笔”的问题上，大家可以一起来打一场有趣的“笔墨”官司。只要我们把古代的书写颜料——“墨”或者“漆”搞清楚，这个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夫妻对薄公堂，清官难断家务事，找孩子来作证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墨，黑土。字典和其他史籍均未注明黑土到底是什么物质，我判断黑土不是松辽平原上的黑土，而是煤。煤是什么呢？煤是上一茬文明毁灭时，被翻覆压在地底下的森林树木。

中华文明有很多难解之谜，其实都与上一茬的大劫残留有关。中原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河北都产煤。所以，我们的上一茬华夏文明灭于中原，本次文明又起于中原。上一茬文明劫尽之时，大火烧出的灰墨，竟成了新一茬文明的书写颜料；煤与媒，音近义通，显明“煤”是新旧两种文明之间的媒介。

因为墨灰不是液体的墨水或墨汁，所以书写和绘画工具肯定不是毛笔，而是木棒或竹竿，再或者是其它什么硬东西。由于用墨灰绘画和写字，墨迹不能久存，于是先民们又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漆。

“上古以竹梃点漆而书”，竹梃，即竹竿。刀漆用于竹木，而笔墨用于绢帛。虽然现代考古学家陈梦家和李学勤都否定这个说法，但我觉得用漆作为书写颜料的说法是可靠的。

因为漆是中国最古老的经济树种之一，籽可榨油，木材坚实，为天然涂料、油料和木材兼用的树种。漆液是天然树脂涂料，素有“涂料之王”的美誉。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涂料之国”。早在3000多年前，生漆业在中国就已十分发达，人们对生漆的应用也非常广泛；用资源丰富的生漆来做书写颜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究竟广泛到什么程度，那就不得而知了。

为什么简牍文字又称漆书？为什么说“漆黑”而不说“墨黑”？这显然说明早期的简牍，至少竹简，上面的文字确实是用竹梃点漆写出来的，后来经过长期发展，漆的颜色便代替了漆的名称，黑色字体写就的竹简，乃至木牍，便都称作“漆书”，白纸黑字也就成了贯穿文明史的印刷习惯、造册通则。

也许是墨灰或灰墨被漆替代后不甘心，也许是漆树的生产受到了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产量锐减，不敷使用，于是，有人重新利用墨灰或灰墨，并对其加以技术改进和功能创新，终于整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墨汁来。从此，所有的竹简和木牍，都改用墨汁书写了，而这又催生出毛笔和书刀的发明问世。

当然，毛笔和书刀也可能只是随着墨汁的创生而改变了原先的功能，它们在墨汁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毛笔是蘸墨灰水或朱砂浆画画、画符用的；而书刀则是刻石、刻骨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墨水发明以前的刀，应叫刻刀；墨汁发明后，有了简牍文书，刻刀就转变成了书刀。

后世所谓的“刀笔”、“刀笔吏”，无疑都是简牍出现后的产物。简牍起源于商代，停用于东晋。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在先进的纸张发明以前，一般人写字，都是用毛笔蘸墨水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的。

官府每天都要制作处理很多这样的竹简或木牍公文，主管文书的小吏，一旦写错了字，用抹布蘸水擦拭则会出现漫漶，于是便直接用书刀把字削掉重写。所以，对那时的小秘书来说，书刀是不可或缺的文具，“刀笔吏”的名称，也就这样产生了。

在整个封建时代，书刀在官府衙门里作简牍修改的文具，远没有在道家拜表仪式中作象征性的法器来的生动传神。

在道教科仪中，道符和文书被看成是沟通天人的媒介，因而在仪式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章表上奏天曹之前，高功会召请身神中担任书佐习事的小吏，对文字内容进行校订。然后，高功便念咒存想，召出身中小吏数人，各自磨砚、点笔，并以龙头书刀“寻文削治”，以长毛利笔“依仪证定”。

补充说明一下：道教中做法器的书刀，通常被称作“龙头书刀”。根据十三世纪金允中编写的《上清灵宝大法》的记载：刀长六寸，以古铁制成。刀柄饰以银制的龙头造型。仪式中，龙头书刀常被置于御案的左侧，其右侧配以朱笔、金鱼玉雁等。

顺便穿插一个关于“竹梃”的现代风俗。

梃，原指棍棒的意思。《广雅.释器》——梃，杖也。朱骏声先生详细解释说: “竹曰竿，草曰莛，木曰梃。”后来有了铁器，屠夫在杀死的猪的腿上割开一个口子，用铁棍贴着猪皮往里捅，然后由此向里吹气，使猪皮绷紧，以便于去毛、除垢。这是中国截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地区还有的民间风俗。

名词的梃，发tǐng音，第三声；而动词的梃，则发tìng音，第四声。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玩耍，一不小心碰坏了舅舅的爱物，他便会恶狠狠地警告我说，再调皮我就梃死你。他不说“打死你”，而是说“梃死你”，即打死后还要往皮里吹气、捅铁棍，然后去毛、除垢。老南京方言可能都这么说。

我一直都以为，舅舅打外甥，哪会象外人一样下重手，下死手呢？可没想到，孟老夫子都说了，“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搞了半天，舅舅他比外人更狠。哈哈！这当然是笑话。

至于纸刀或称裁纸刀、切纸刀，显然是在纸张发明以后，特别是在纸质更为柔软且富于纤维韧性的宣纸流行以后，才广泛使用的一种专用文具。

众所周知，宣纸不宜用利刃裁切，因为容易裁偏，造成纸张浪费。反而刀口较钝或者完全不开口的刀更好用。所以，后来的消费者和刀具制造商就不再把金属看作是制造裁刀的唯一材料，象牙、玳瑁、红木、玉石、牛角、竹子等质地坚硬的材料，也被广泛地用于制作裁刀，且造型更趋多样化。

中国的权贵和富商，历来有附庸风雅的传统。这说起来也不都是坏事。没有权贵人士和富商大贾们的附庸风雅，投资改进，寒微文人是没有能力把纸刀升级为花样文具，让其价值连城的；普通的纸刀，更不可能成为现代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陕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竟是这枚玉纸刀。

西方乃属金之地，西方人擅长制造金属用具。造纸技术流传到西方后，特别是信纸信封从西方发明后，纸刀在西方人书房里的流行度，一点也不比中国差。最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用的纸刀是锋利的，但拆信刀却与中国一样，保留了钝刀刃或不开口的传统。

我早就说过，并一再坚持认为，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皆不及被大汉赶跑的匈奴人（洋史称匈人），和被大唐打散的突厥人，带去西方的中华文明成果多，文物、文具、风俗、娱乐方式均包括在内。

西方人后世所发明和改进的众多奇技淫巧，其造器理念和功能定准，无不来自于中国人的生活创造。说“西方人善于发明”是胡说；骂“中国人不善于创造”是瞎掰。文明发展，其实是风水轮流转的。我累了你上，你累了我上，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谁比谁优秀，谁比谁高明的问题。

当然，神父、主教、牧师和修士，乃至后来的律师、大法官，这些信神不信鬼的西方文人，他们可没有中国文人那么多讲究和禁忌，更不惧所谓的刀剑凶邪，置于书房不吉利之说。他们就敢于把拆信刀做得跟真刀一样，寒光四射，煞气逼人。

传说，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他于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时，在说完那句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不自由，毋宁死”之后，他还做了一个以拆信刀插左胸的自杀动作，借以渲染气氛，表明决心。他的假死却把观众吓得半死。

逼真与精良，使得西方人所造的拆信刀，在质地、气势、外观与可手等方面，反而超过了中国的“老把式”。这也符合“后来者居上”的事物发展规律。

20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