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磨難

                                                                              陳劍平（曉田）

    1949年1月27日，父親最終沒有隨他供職的中聯輪船公司登上公司所屬的最後一班從上海駛往台灣基隆的客輪--太平號，留下來迎接上海解放，當時他已經是中共地下黨的重要外圍組織-上海職業青年聯合會友集團的理事長。由於嚴重超載和熄燈航行，當夜太平輪在舟山群島海域與一艘同樣熄燈航行的貨輪相撞，隨即沉沒，除36人被澳洲海軍救起，其餘近千人全部遇難，釀成震驚全球的中國航運史上最嚴重的船難，堪稱“中國的泰坦尼克”。父親似乎是幸運的，盡管中聯公司欠發了他最後幾個月的工資。

   上海一解放，父親即在市軍管會靜安區政府接管委員會工作，拿“供給制”，因為那時他已經成家，又有一個孩子，生活比較拮據，所以我大伯（當時他單身，是高薪的資方代理人，同時又是中共地下黨員）每月都給父親經濟上補貼直到實行“薪級制”，父親始終記得那段兄弟情誼。

   父親在區政府的仕途還算順暢，由於他有多年在大公司財務部任職的經歷，不久便被任命為靜安區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室主任，他至今保存著上海解放後第一任市長陳毅元帥親筆簽署的那兩份“委任狀”。當時新政府的各職能機構尚不健全，區級的工商局、貿易局、財政局、稅務局等機構還沒建立，所有相關職能均歸財經委管。那時財經委主任是由區長兼任的，而且各級政府的第一把手大多數都是南下部隊轉業幹部，對城市工作並不熟悉。所以全區的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和各相關職能的具體監督管裡實際上均由我父親負責。官不大，權還真不小。

    那時父親的工作熱情很高，隨著“薪級制”的實行，生活待遇和住房條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靜安區巨鹿路高級住宅區，與一位中國會計界泰鬥級教授家合住一幢英式花園大洋房，享有很高的房租津貼。每三個月，房管部門就會派人來花園割草和給屋內地板打蠟。1955年父親還被選送至上海財經學院夜校部帶職修讀“國民經濟計劃”專業，是政府部門在經濟領域的重點培養對象。就在他的人生旅途處於順風順水的時候，一場波及甚廣的“整風”運動開始了，那就是1957年的“反右”鬥爭。當時父親被中共靜安區委任命兼任工商界整風辦公室主任，即“反右”鬥爭小組組長，並由區委機關出面向上海財經學院提出暫時休學申請，以便有更多的精力投入這場政治運動。隨著擴大化的“反右”鬥爭的結束，接踵而至的便是1959年的黨內“反右傾”運動，由此父親的厄運也就開始了。

    區委機關黨組織對我父親提出了二條指控，第一條是思想右傾，“反右”鬥爭不力。這是無法爭辯的，因為在他管轄的靜安區工商界沒有完成劃歸“右派分子”的定額指標。如果光這一條指控，也許父親只要檢討深刻，認識誠懇，有可能僅受黨內處分而已。但加上第二條指控，那就無法饒恕了。因為犯了中共組織原則的大忌，從而葬送了父親之後的所有人生前途。那就是有人檢舉他對中共黨組織隱瞞了曾是國民黨“三青團”骨幹成員的重大歷史問題。當時父親據理否認此一指控，只承認在解放初黨員幹部重審時已向組織部門講清楚的，曾在“國共合作”的抗戰期間加入過“三青團”，為普通成員。而此一問題並沒有影響黨組織對他的信任和使用。於是父親希望組織上請檢舉人提供有效的證人，同時他也提供了二個在“三青團”的直接關系人作為他的證人。然而檢舉人既無法提供所作“指控”的事實來源，又提供不出有效的證人，而我父親所提供的二個直接關系人又都去了台灣，無法求得證詞。按理此事只能以證據不足處理，最多作為一個懸案。但是在那個“懷疑一切”、寧可信其有絕不信其無的極左年代裡，中共黨組織採信了檢舉人的毫無根據的不實指控。因為檢舉人是我的一位以大義滅親來向中共表現忠誠的親舅舅。那時候這種人性泯滅、親情盪然的事情時有所聞不足為怪。於是，父親受到嚴厲的批判，並被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當然，在上海財經學院中斷的學業也就無以為繼了。

   1959年9月，父親被逐出靜安區政府機關大樓，發配到青浦一農場去做基建大隊大隊長和農牧分場代場長，在農場一呆就是三年多。1963年1月改任“中華老字號”的“立豐廣東土特產食品商店”（上海立豐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的經理而回到家中。盡管父親當時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壓，但生活待遇還是維持原狀，所以我小時候並沒有覺得家裡發生了什麼變故。直到“文革”開始後不久，父親先是被貶至站櫃台，後去一個炒貨工場幹體力活，並且停發近50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個成熟工人的月薪）的房租津貼，被迫緊縮住房至一個房間。凍結了大部分工資，只領取34元人民幣的個人生活費。母親將家裡發生的情況如實通告了我們五個子女，要求我們一起來共度艱難歲月，那是我記得的第一次家庭會議，那年我十歲。我大姐大哥要去安徽和黑龍江插隊落戶，母親靠變賣家具為他們準備行裝。我小姐到工廠做學徒工後，每月將十幾元學徒工資如數交給母親作為家用。大哥在黑龍江插隊工分高，第一年就將分紅所得的300元全部寄回家裡，對我家來說這真是一筆巨款。那時，時任上海市委組織組副組長（工人造反派頭頭）的姐姐一家七口從南市棚戶區搬來佔據我家被迫騰出的住房。剛搬來時，一次女主人見我與小哥吃飯只有青菜和清湯下飯，十分驚訝地嚷嚷：“你家哪能嘎節省啦？！”當時我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丟臉，在我家周圍的鄰居中，落難的家庭何止一家二家。如此艱難生活持續了長達七、八年之久至“文革”結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父親在二十年中經過無數次的無效申訴，他說那時的“申訴”不奢望有結果，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為了不讓黨組織產生其“申訴”有對抗組織處理的話柄，他每次在“申訴”信最後都會寫上“相信組織的調查是正確的。”而這一次“申訴”，父親抱著極大信心和希望。一年後的1981年1月，中共靜安區委經過复查，確定1959年對我父親的二項指控為子虛烏有，撤銷當時給予的黨紀和行政處分。當他高興地將這等待了廿多年的消息告訴我時，不無感慨地說：“解放以來，我的人生都是在政治運動中度過的，整過人，也被人整過，所以更體會今天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何等珍貴。”1983年父親以他撰寫的《南北土特產的儲藏與保管》行業專著和上海財經學院肄業的學歷被授予經濟師職稱，並被調任靜安區財貿系統企業整頓辦公室副主任，那年他60歲，所有的那些給予已經只是具有一種象徵意義。在對父親落實政策的整個過程中，他沒有提出什麼要求，只有在給他落實住房政策時提出了唯一的要求，那就是不離開靜安區，那裡留下了他太多的記憶。

   1985年父親62歲離休至今，30年又過去了，他過著健康、安靜、無慮的晚年生活。即便是在艱難歲月裡，也從沒見過父親有過怨天憂人的沮傷，是什麼讓他能堅韌、坦然地面對漫長的逆境呢？在父親《我的回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敘述：“我母親冷靜理智，不苟言笑，對子女教育嚴厲，不重感情。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在關鍵時刻曾有兩句話讓我受益終生，一句話是在1936年，我父親創辦的紗廠因日貨傾銷而倒閉，出現經濟困境，母親當機立斷，用數萬私蓄料理債務，妥然按排，並充滿信心地對孩子們說:‘一窩的雞總有幾只會啼的。'這是對子女們要勇於進取的激勵和期望。另一句是在1959年初的反右傾鬥爭時，我突然被莫名地批判圍攻，處於嚴重的政治危機中，當時我思想混亂，情緒低落，精神委靡，有一天，已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成份的母親來到我床邊，淡然地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後，十分平靜地給了我五個字-‘除死無大事。’也就是這五個字伴隨著我在不懈的努力中度過了廿多年的磨難歷程。”

                                                    (此文發表在《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2015年11月9、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