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责任，要说是有，也叫学费，人命换来的学费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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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末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期间，中国人饿死多少？一直是个敏感数据；几十年来官方从未披露过，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但最新出台的党史《二卷》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万。有评论说，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死亡1000万，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仅仅是1960年一年。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 “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
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时又估计成8500亿斤。照此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1959年3月，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此外，高积累，广征粮也造成粮食奇缺。这一年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大陆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官方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而农民也不敢抢粮库，匪夷所思。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战争、旱荒、洪灾等等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人为饥荒。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国家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月说：3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还曾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但在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却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只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此后，“3分天灾，七分人祸”变成“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3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66年，毛泽东掀起的一场“文革”风暴，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3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1958年、1959年、19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大量饥民，但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数字，历史上罕见。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然而至今，没有人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若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