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男爵（五）

文/陆幸生

七、打造囚禁思想文化的象牙塔

法兰西学士院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孔蒂滨河街的“四民族学院”中，威严的罗马风格建筑，半球形的穹顶当数是巴黎圆顶建筑中的佼佼者。过去的王权专制时期它是王权政治文化的标杆，共和国时期的当下它是法兰西文艺学术水平的标志。在王权专制时期是以文艺贯彻王家意图建章立制，传达最高统治者的声音，统一法国意识形态的圣殿。殿堂精致而高雅传达上帝及其统治帝国国王的圣音，口含天宪的帝王意志定于一尊，是不可亵渎不可违背的。

沿圣殿指示目标匍匐前行，学士院自有读书人的黄金屋、车马簇之类的御用功利的诱惑再向饱读诗书的学者召唤，这就是阿里巴巴的宝库在招手，当金银珠宝转换成人类良知作为精神财富的标志时，文化人才成为人类灵魂导师。否则只是金钱禄位收买的奴隶，帝王的鹰犬而已。在收买网罗人才方面，帝国一贯是不惜工本的。只要文化人放弃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风骨，成为帝国宫廷里鹦鹉或者吹鼓手，以柔媚的姿势美丽的辞藻为统治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树碑立传，金钱、地位、特权还是不吝赐予的。因为国库就是帝王的，更何况路易十四这种专制独C的君主。

当然，文士学院院士中也不乏佼佼者。就如同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是读书人的思想牢笼，但是在这个黑暗的牢笼中依然存在着点燃火焰照亮人类前行的先知，这对于一切宗教、文化制度的创立本意和实际贯彻中的效果，在人才的孕育和文明的发展上都是适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功用等同于中华帝国从国子监到翰林院的养士和官员拔擢制度的功利性设计。功利旁溢，悖离初衷，同样培养人才，这是剑走偏锋的出其不意，培养奴才却使奴才觉悟而成帝国的叛逆者，法兰西文明的传播者。

在法兰西文士学院367年的历史上，能进入四十位“不朽者”行列的人士共有700多名，他们中有作家、诗人、哲学家、医生、科学家，艺术批评家、政治家、军事家、宗教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光荣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有我们相当熟悉的高乃依、拉封丹、拉辛、布瓦洛、孟德斯鸠、伏尔泰、夏多布里昂、雨果、小仲马、法朗士、克洛代尔、瓦莱里等作家。

而帝国创立学士院的本意，却在于让文化人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于帝国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封建专制王权定于一尊的需要。路易十三时期，常有一些法国文人聚集在大贵族孔拉尔（ValentinConrart，1603－1675）巴黎府邸高谈阔论，话题常常涉及时政与文化，尤其是文学和语言。路易十三的首相，朝政的实际掌控者黎塞留从秘书布瓦诺贝尔处得悉此事，首相正欲设置一个能贯彻专制王权意志的学术组织，立即不失时机地通过这位秘书，传达了首相的口谕，要求以这帮人为核心组成一个学术团体，王权保证予以庇护，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官方能够操控掌握的文化机构。如同手握权杖的巨掌在开动战争机器对外扩张，舞动屠刀对内镇压的同时，也需要用柔软的手掌抚弄一下怀中宠物调剂一下情绪，黎塞留终身未婚，鳏夫一个，府中却养了一大群宠物猫，一到夜间官邸猫眼莹莹，如同鬼火，使人望而生畏，独裁者总是顾忌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养猫是为了安全。在他眼中文人也就如同猫狗，只要听话是可以被豢养的，那是为了文化安全。

文人当然有所顾忌，但是摄于黎塞留炙手可热的权势，只能惟命是从。1635年1月，路易十三发布诏书，批准法兰西学士院成立，这帮子人为朝廷的学士院院士。按照当时的法律，国王的指令必须经过巴黎高等法院的登记才能生效，可见当时的法权对于王权还是有相当制约作用的。而高等法院对于黎塞留的居心颇有疑虑，因而拖延了两年，迟至1637年6月才予登记入册。

抱有戒心的不止高等法院，文化人也是议论纷纷，作家圣-艾弗勒蒙发表《学士院院士的喜剧》公开嘲骂。散文作家让－路易•盖•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地质疑：“有人问，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否象征着建立精神专制？”是的，就是文化专制，精神贿买，“请君入殻”的意思。其心态类似于唐太宗完善科举制度，站在金马门看上到士子们参加完科考后鱼贯而出时的感慨，有着某种“天下英才尽入我殼”的兴奋，从此科举的绳索束缚着文化人身心，在名缰利锁的束缚下只能忠心耿耿为王家政治服务。

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名额固定为四十人，为终身职务，只有当某一院士去世后，空出一个名额，方可再选一人以填空额。比如孟德斯鸠是等院士萨西死后，才去填补他留下的空缺。当时规定学士院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文字，为法语制定规则；确定统一的美学标准，以评判诗人诗作并使之符合王权之要求。它的章程规定，要编一部词典、一部语法、一部修辞学、一部诗学。这四项任务虽然完成得很不理想，文艺创作乃作家个人精神劳动自由写作的产物，不可能画地为牢，戴着镣铐舞蹈，去统一标准，除了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马屁文字，不能拓展空间，精神驰骋，那么灵感受到阻滞，思维受到束缚，自由写作下有思想深度的，具艺术维度的作品就可能受到限制，因为帝国的书报刊审查制度直接决定着作家作品的存亡，其身后甚至还笼罩着巴士底狱的阴影，比如说伏尔泰就先后因写作两次被送进监狱。

从黎世留时代开始的中央集权，以笛卡尔的唯理论开始的思想一元化，宫廷和沙龙生活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产生影响，其文化效应是同步的。即建设统一的、规范的、适合宫廷和沙龙审美趣味，为王权服务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官方提倡的古典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17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大约半个世纪中，古典主义是法国的主流文化。对于古典主义的倡导主要是从规范诗歌创作形式，诗人、文艺批评家马莱伯就是一位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期首席宫廷诗人，他以专写歌颂帝王将相马屁诗而著称，他的诗歌形式工整，气势雄浑，提倡诗歌语言的规范化和明晰化，净化语言表达方式，扫荡一切外来的、古僻的、生造的词汇。企图改变所谓文化领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建立文化纪律，改变混乱状态，规范创作秩序。被时人称为“文化禁欲论”。马莱伯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诗歌语言革命后，步其后尘对文学创作语言进行规范的是夏普兰、沃日拉和巴尔扎克（非《人间喜剧》作者巴尔扎克）。夏普兰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常务负责人，是对于语言的古典主义革命的组织者，巴尔扎克被称为“修辞学家”。巴尔扎克的书信体文学作品经常在沙龙里朗读和传阅，这些书信措辞文雅，条理清晰，深得沙龙人士尤其贵妇人的赏识，他的文风成为当时的写作标准，然而，此类文辞典雅的风格，往往失之于华丽辞藻的堆积，缺少真情实感的表达，往往流之于矫情的虚伪。后来成为标准的沙龙贵族流行体。沃日拉在此基础上，花费几十年时间写成《法语刍议》于1647年发表，这部著作以三四十年代的宫廷和沙龙生活阅历为依据，对语言的规范化提出具体意见，主要是上流社会的语言习惯为标准，排除了使用最广泛的人民大众语言，以精英语言为规则，提出价值判断。沃日拉这本书意在帮助贵族纯正语言，以便适应宫廷和沙龙的社交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学语言的法典。

古典主义对于当时流行的戏剧提出了许多规则，最著名的也就是所谓的“三一律”也就是同一情节，发生在同一地点、延续时间不得超过一天24小时，为了给三一律提供权威来源，古典主义理论家称三一律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意》。意大利籍医生斯卡利热发表《诗学》提出两个一律并提出逼真原则，1572年拉塔耶《论悲剧》一书，重申两个一律，并且规定悲剧一律分为五幕。这两位首开古典主义戏剧先河。但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头，在自由派思想泛滥的大背景下，他们的理论并未引起重视。据统计1610年间，巴黎大约上演50出悲剧，遵守“三一律”要求的寥寥无几。只是随着王权文化专制的强化，在首相黎塞留介入了对于高乃依《勒•熙德》争论后，事情才开始发生转折，“三一律”作为官方衡量评价戏剧的唯一标准在法兰西学士院的大力倡导下得以推行。

法兰西学士院这一史无前例的官方机构，对于文化阶层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因为权力介入了文艺，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作家的头顶，随时可能落下威胁到作家的生命安全，更遑论创作和出版自由。1637年剧作家高乃依的《勒•熙德》上演大获成功，眼红的人写文章进行攻击，以官方公布的“三一律”为标准，百般挑剔，认为该剧混淆了悲剧和喜剧的界限。高乃依不服，反唇相讥，一时吵得不可开交。在黎塞留的授意下，学院要求高将剧本交付学院审查。审读后，学院负责人写出了《关于悲喜剧<勒•熙德>的感想》，黎塞留审阅后，感觉措辞过于严厉，叫秘书进行修改，删除了某些过于严厉的段落，使语气变得温和一些。尽管如此，文章发表后依然给高乃依带来巨大压力，他停止创作三年，重新提笔创作后，对“三一律”“悲喜剧”等规则不敢稍有违抗。后来高乃依果然改变创作风格，根据官家提倡的“高大全”标准，为配合对外扩张需要而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弘扬所谓贵族英雄在战争中的骑士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而舍小家顾国家，忠心耿耿，为帝国扩张卖命。他自己在谈起自己思想改造和转变的历程说：

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建筑在为王家开疆拓土而无畏牺牲的悲剧情结之上。这种悲剧观显然反映了建立专制王权过程中的历史需要、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因为不论是王权方面还是反对王权方面，都需要歌颂勇敢、坚定、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英雄是战争中铸造的勇士，推动王权称霸，建立专制统治，鼓动民众士气的图腾和牺牲品，而爱情的毁灭和家庭的残缺只是将美好毁灭的悲剧艺术为帝国献身的英雄业绩的背书，是以文艺打动人心的需要，是帝国的文人墨客为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去讴歌的必须。高乃依的创作转型适应了这种需要。然而，在《沙龙女人》中梅森女士嘲弄说：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所极力鼓吹的贵族中骑士精神和堂•吉可德式的英雄情结，往往和美人的爱情联系在一起，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是而已。更多的是对于生活中贵族精神的矫情描绘和脱离实际的拔高，所谓脱离实际的源于生活，在王朝文艺政治原则指导下的“高于生活”这几乎成了今后高大全式英雄形象刻画塑造的本源。完全起之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中理想主义和政治需要的完美结合。尽管也可能假托于古希腊和罗马传说中的英雄和美女爱情悲剧的原型，在现实中根据政治需要有所创造。

黎塞留死后，不到半年路易十三一命归西。同样来自意大利的马扎然继任枢机主教、首相。他是前任首相的助手和老黎推荐的接班人，秉承黎塞留的遗志，继续以建立专制集权体制为政治目标，先后镇压了巴黎高等法院和宫廷显贵孔代亲王发动的两次“投石党运动”的叛乱，他像黎塞留一样襄助路易十四母子加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高压管制。

法兰西学士院，至今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当年，正是法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路易十三治下的17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权臣黎塞留建议设立该学士院，本质上是以金钱荣誉等名缰利锁控制和笼络知识分子为帝国政治服务，只是大一统帝国教化和驯化民众实施专制统治的思想文化手段，一座禁锢文化人思想驯化精神的精致象牙塔。

八、投石党运动中贵族沙龙女主

面对巴黎上流社会日益繁盛的各色贵族沙龙的活跃，自由化思潮的流窜，伴随着不受制约的贵族对王权觊觎的野心，出现了类似于中国战国和东汉末期“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乱局。在利用民心民意进行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过程中酿成了由大贵族孔代家族操控的两次“投石党”运动，差点颠覆了路易十四的王权统治。卷入其中的两位王家公主沙龙女主人，竟然也成了乱世英雄，都有着惊天动地的表现。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不到五岁的路易十四继位，由母后安娜摄政。实际有两位亲王孔代和奥尔良的加斯东掌控实权。在罗马教廷任命的枢机主教黎塞留去世前指定他的副手也是意大利人的马扎然接班担任首相，这样王国实际行使权力行政首脑就和幕后掌控实权大贵族进行了尖锐的权力斗争。此时主少国疑，孤儿寡母，实际行使着议会对王权力进行制约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希望进行英国似的改革使法院真正成为议会使法权高于王权，而不仅仅只是行使司法权，更要有立法权，打破国王对于权力的垄断，然而高等法院的法官并不来自于选举，乃是国王任命且可世袭买卖，而代表法国各阶层民意的三级会议早已被黎塞留式的王权专制者取缔多年，因而高等法院并不能等同议会，缺少真正的宪政基础，但是法官们议会自居自以为是代表民意，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将高等法院与议会混淆，才有了将孟德斯鸠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称之为议会议长等等误解。面对这样的形式路易十三的遗孀来自奥地利宫廷的西班牙公主安娜，自然是受到“君权神授”浸染且多年所见前首相黎塞留忠心辅佐夫君路易十三所建立的独C专制体制，岂能与世袭大贵族和高等法院去分享权力，于是自然而然与首相马扎然结合在一起反对各种势力对于王权的染指，且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和首相马扎然之间还有着某种情感上的暧昧关系，政治的联盟和情感的粘合使她和老马之间的神圣同盟更加牢固，成为年仅五岁路易十三的实际保护神，来共同对付觊觎且权力的大贵族和企图分享权力的大法官。

而这两股势力都企图借助人民的力量去切割王权为己所用，民众就沦为高层争权夺利的工具反复被利用。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联手借助当时的首席大臣马扎然为解决财政危机，开征新税，提高税率，引起商业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反对的机会趁机发动叛乱。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在法官和贵族的带领下对抗政府，使用投石器围攻马扎然在巴黎的官邸，击碎他家的窗户玻璃。各省的封建大贵族蠢蠢欲动，也趁机发动叛乱围攻王军，比如孔代家族孔蒂亲王和。姐姐孔代公主德•隆格维尔公爵夫人也自愿裹挟其中狂热地参与投石党运动，那时巴黎几乎成了混乱兵营，美艳的公爵夫人及其布永公爵的夫人及其子女都住在巴黎的维尔旅馆，以充作人质。此举是为保证自愿提供资金、军队支持革命的贵族对于革命的支持。其间这位夫人甚至还和当时的马克拉西亲王闹出了风流韵事，甚至暗结珠胎，为亲王生了一个儿子。革命往往和爱情联系在一起自然很有吸引力。

此时的马扎然以退为进带着安娜王后和路易十四四处逃难，暂避锋芒。孔代家族的老大大孔代王子由于和孔蒂的矛盾，起兵勤王击败贵族军队，将王室迎回巴黎宫中。第一次投石党叛乱宣告平息。然而，孔代亲王自以为靖难有功，开始居功自傲，和首相马扎然为权力分享产生尖锐矛盾，遂再次煽动贵族叛乱，此为第二次“投石党运动”。马扎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孔代、孔蒂、隆格维尔公爵全部监禁在文森。此时（1650年1月）女英雄隆格维尔夫人开始登场，她逃到诺曼底，鼓动叛变，并越过边境到达西班牙所属荷兰，引诱蒂雷纳将军叛变，这位将军同意派军队对抗马扎然。而所有叛乱者几乎都声称忠于国王，叛乱只是为了“清君侧”铲除奸佞马扎然。这时巴黎教区主教雷斯急于排除马扎然，说服高等法院（议会）罢黜首相兼太后情人马扎然，马扎然不得已下令释放被监禁的亲王。同时他逃离巴黎去了科隆附近吕日松。大孔代为了报皇后与马扎然的一箭之仇联合其兄弟孔蒂、姐姐隆格维尔夫人、内摩尔公爵、拉罗什福克公爵宣布起兵造反，向王室宣战，占领波尔多，成为造反基地，并与西班牙签约同盟，与英国克伦威尔谈判，答应在法国建立共和国。

孔代、孔蒂和隆格维尔夫人均为法王亨利二世的儿女。孔代王子颇有军事才能，在与胡格若教三十年战争建有战功。1652年叛军打败王军，一度攻陷巴黎。西班牙军队趁机入侵距巴黎只有几十里的地方，迫使王室再度逃离巴黎。但是人民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封建贵族，叛军没有得到人民支持，不久王军卷土重来，叛军弃城而逃，第二次“投石党运动”失败。大孔代逃到西班牙。马扎然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结束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法西议和后，大孔代被赦免，返回巴黎，后来还戴罪立功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参见【美】威尔•杜兰、艾丽尔杜兰著《路易十四时代（上）》东方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0、11页）

而在“投石党运动”中，一对有着王族血亲关系的姐妹花，贵族沙龙女主都双双卷入叛乱且都有可圈可点的不俗表现。另一位就是加斯东亲王的女儿大君主蒙庞西耶大小姐，我们先介绍孔代公主。

孔代公主隆格维尔公爵夫人是在“投石党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女英雄，也曾经是巴黎贵族沙龙中的著名美女和主持人。学者、诗人，公主的忠实粉丝瓦图贺写诗赞美她：

《法国沙龙女人》的作者梅森这样描写格隆维尔公爵夫人（见该书第8页）：

当然公主白皙的脸上还有一些浅浅雀斑，略施粉黛，反而更有着一种独特的风韵。这位公主早年嫁给比他年龄大许多的格隆维尔公爵，在家庭婚姻情感生活上很不美满，她所卷入的“投石党运动”又被马扎然所镇压，最终她被褫夺公爵夫人头衔，放逐出巴黎，回到自己的领地闭门思过。1853年她厌倦了世界，垂下美丽高贵的头颅，遁入修道院，在诵经的回廊将曾经热情如火的灵魂尽数倾覆于十字架下，在忏悔中度过了二十五年余生。

还有一位王室沙龙的重要女性不能不提，她也是被称为“女英雄”的安妮•玛丽•路易大郡主。大郡主是路易十三的弟弟加斯东亲王的女儿，在追求堂弟路易十四未遂，由爱转变为恨，大约是嫉妒心的驱使下，这位王家郡主又将情感的绣球抛向了自己的大表兄孔代王子，她的沙龙在煽动贵族参与支持孔代亲王推翻路易十四统治起了不小的作用。

路易十三的三弟奥尔良亲王加斯东曾经在母后梅迪奇（亨利四世第二位皇后）的怂恿和支持下阴谋取代路易十三，被黎塞留剥夺贵族头衔，遭到流放，这位颇具英雄气概的女性自然也失去了女大公的爵位和郡主名号，被称为小姐。在投石党叛乱中，这位贵族小姐曾经集合一群女贵族，率领一支小股部队向奥尔良进军。城内官员拒绝她们进城，害怕国王震怒，她下令手下打破城墙，她与两位女伯爵，在城墙守卫视而不见的情况下破城而入，入城后以热情洋溢的演讲煽动民众参与造反。全奥尔良城矢志效忠这位新圣女。攻入巴黎后，她又命令将巴士底监狱的炮口对准王家军队，并打开巴黎城门，迎进已经疲惫不堪的孔代军队。路易十四的首相马扎然平息了投石党叛乱后，这位被称为“大郡主”的王族小姐被放逐到自己的封地。

大郡主地位显赫，长得风姿秀骨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壮实，为人活泼开放，自命清高博学，属于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王家公主，诚如《法国沙龙女人》一书的作者梅森所指出那样：（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60页）

少女时期的理想当然是嫁个如意郎君，大郡主理想中夫婿当然大伯路易十三年轻英俊的王子后来的少年国王路易十四，可惜大伯子和自己父亲斯加东亲王虽为亲兄弟却是政治上的死敌，而奶奶玛丽•德•梅迪奇是支持自己父亲的，奶奶和父亲曾经密谋取大伯的王位而代之，却被黎塞留这个老狐狸所识破，奶奶和父亲被流放，后来她在二十五岁那年又鬼使神差地率领她的沙龙闺蜜一起卷入了表兄孔代亲王发起的“投石党”运动，反对堂弟路易十四，被黎塞留的老搭档马扎然首相所粉碎，借助于王家身份，她仅仅被放逐回封地，她和路易十四的婚姻更加无从谈起了。当年流放法国的英国威尔士王子曾经是她热烈的追求者，后来王子复辟成了英王查理二世，她又和梦寐以求神圣帝国罗马皇后的身份失之交臂。当她成了德•蒙潘西耶女公爵后曾经回忆当年这段姻缘时说，“我打心眼里崇敬王子（指查理一世），可是我要嫁给一位皇帝。”当时，她与奥地利皇帝的婚姻还在协商之中，她认为有必要为未来的夫君而有所改变。她听说这位皇帝笃信宗教，就立即扮演成一位虔诚的教徒。走火入魔般要去修道院当修女，闹得寝食难安，几乎要患上一场重病，他父亲很快打破她对诵经修行的美妙幻想。不过，她舍弃了一位未来国王而嫁给一位皇帝的梦想也就落空了。她的随心所欲异想天开使她在婚姻和政治上的追求一再落空。

梅森写道：

到这时她又希望嫁给孔代王子，她觉得他是配得上自己的英雄人物。孔代的妻子是一位和善的妇人，婚后就被送往一家修道院学习读书写字。当时她正身患重病，要是她不治而死，孔代一定会毫不迟疑地马上继娶大郡主。然而她最终康复了，使得大郡主和孔代的美梦泡了汤。

投石党运动很快被平息，大郡主被放逐自己的领地圣法琢，于是她在门庭冷落孤独失意中，玩腻了鹦鹉、狗、马、喜剧和小提琴后开始撰写回忆录，一写就是三十年，编织自己的文学梦，尽管有人评议她的文章语法不通，但是真实自然的书写和宫廷生活纷繁热闹、金碧辉煌游乐等等也还是别开生面地吸人眼球。以后她又开始尝试着创作小说。

在她的流放期结束，回到巴黎的卢森堡宫。她又恢复建立了自己的沙龙，当然来往都是贵族。然后一一描写出入沙龙的人物，甚至还印刷出版了一部《肖像集》的散文小册子。她在四十二岁时狂热地爱上了德•洛赞伯爵并为此投入了最细腻的感情。而她的爱慕者却因为门第悬殊一直表示沉默。大郡主多般暗示都没有起到作用，无奈只能主动向他告白。经过大郡主的百般哀求，王室终于同意了这桩门第不太般配的婚姻。这在当时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位前奥尔良亲王的女儿、亨利四世的孙女、国王的堂姐准备在卢浮宫举办一场盛大显赫的婚礼。在她匆匆忙忙准备就绪时，她的堂弟路易十四却收回成命。她流泪、哀求、哭喊、愤怒乃至绝望都无济于事，决定自行其是地举办婚礼，国王却监禁了她的情人。此后的十年中，她对爱情坚贞不愈，往来奔走，为营救自己的心上人倾尽大半家产，终于救出了他，他们秘密举行了婚礼。但是他很快使她感到失望，也许是长期监禁的后果，他性情粗暴，以致她不得不禁止两人会面。此后她对爱情不抱幻想，郁郁寡欢地沉湎于文学和沙龙言谈中消磨余生。她去世后，洛赞伯爵在触目可见之处都悬挂上她的画像，沉浸在沉痛悼念中，并且只穿素色衣服，以致他无可抚慰的悲痛。（见《法国沙龙女人》第69页）

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思想自由在贵族沙龙中对于朝政的议论乃至于最终借助民众不满而酿成的叛乱对于政权合法性造成的冲击。

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将专制政体推向顶峰。国家权力的集中最终完成。他撤销地方终审法院，整肃巴黎高等法院，放逐桀骜不驯的高等法院法官；他长期不召开三级会议，重新向各省委派监督官，这些钦差大臣实际上取消了各省总督，成了当地行政长官。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由封建大贵族掌控外省经济、政治、军事大权的割据状态，使权力进一步向宫廷集中，宫廷权力集中于国王个人一身，形成绝对的君主专制。他亲自主持各种委员会，只赋予这些会议于咨询权。国王亲自独揽朝政，将他宣布的“朕即国家”的君权神授原则，变成亲历亲为的现实。以后就是下决心进行削藩，将割据在各省的封建大贵族向巴黎和凡尔赛集中高薪圈养，剥夺他们分散在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而变成王家的仆役。

2018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