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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06 1 2010 18:05
（一）极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如上所述，1928年7月间，中共六大在布哈林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条比较现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 “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并不要求没收富农的土地，更不要求没收所有的土地，再把它均分给农民。
然而毛泽东却与这条正确路线对着干，他在 1928年制定的《湘赣边界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并于是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
由此可见，这土改政策遭到了“中间阶级”的抵抗，致使土改无法顺利进行，然而毛泽东的解决办法却是，等“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对中间阶级采取“积极行动”。然而在同一份报告中，他也不能不承认，打击中间阶级只能导致民众在官军到来时大规模反水：
“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
“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这份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如所周知，《毛选》的文章都在出版前作了大量旨在美化毛泽东的修改，并非原始材料。连经过美容加工的文章都这么说，可见实际情况之严重。
然而奇怪的是，毛泽东明知他制定的土地法严重打击了中间阶级，使得“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却还要坚持这左倾路线，甚至打击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好同志。
李文林是东固根据地的创始人，赣西南特委常委。他和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只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并与特委书记、毛泽东的连襟刘士奇不和。毛泽东因此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合会议，对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等痛加整肃，批评他们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指控他们“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刘士奇）， 将他们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将李文林调出主力部队。
1929年，斯大林压倒了布哈林的反对，以国家暴力“消灭富农”。受此大气候影响，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方针，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甚至把富裕中农指为“第三种富农”，“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甚至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中央大员进入苏区后，采取了比毛泽东更左的土地分配政策。1931年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同年8月30日，周恩来为临时中央起草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此后，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周的来信精神，批评毛于1930年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就是毛所谓“被错误路线迫害”的事实依据。
但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曾抵制和反对这一极左政策。相反， 1933年6月1日，毛泽东和项英联名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其中就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内容。
1933年初，毛受中央局之命，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杨尚昆同志说：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因此，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尚昆同志和刘英同志（毛泽东的老部下，张闻天夫人）举报，毛甚至比张闻天还左，命令“谁反对扩红的就杀”，而且把中农当成富农整，以此制造高压，“创造红军一百万”，使得兴国全县无丁可抽。
据国内学者高华、黄道炫等人的研究，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将许多中农乃至贫农划为地富，扩大了打击面： “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 ；“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 就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在运动后期承认：“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
毛泽东主持的查田运动，严重迫害了苏区人民，直接导致苏区人民大量逃往国府统治区。早在运动初期，一些地区就已开始出现群众逃亡。 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大批群众逃离苏区的现象越演越烈。 直到运动进行了将近一年，毛泽东才开始“纠偏”，但迅即为张闻天制止。他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下令严禁翻案，使得被改正的农民又被戴上地富帽子。 此后运动搞得更加过火，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以致人民“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府区域。 这些农民逃出苏区后生活困难，便在国军保护下返回家园抢割庄稼， 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红区粮食供应更加雪上加霜。
张闻天这才发现查田运动的严重恶果，在1934年7月发表文章反对“极左”，指出：“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 很明显，毛泽东作为主持运动的负责人，也采取了“听其自然不去干涉”的态度。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对张闻天禁止翻案的命令作过抗争。
总的来看，在四中全会以前，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政策比中央的还左，在四中全会以后，只是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一点上，中央比毛还左。而这也就是毛唯一可以用来指责“王明路线”的钢鞭材料。但即使是在这方面，毛当时也不曾抵制过“错误路线”，更以他主持的查田运动使得苏区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不得不大规模逃往“解放区”，并在国军保护下回乡抢割庄稼，使得苏区民生更加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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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928年7月间，中共六大在布哈林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条比较现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 “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并不要求没收富农的土地，更不要求没收所有的土地，再把它均分给农民。
然而毛泽东却与这条正确路线对着干，他在 1928年制定的《湘赣边界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并于是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
由此可见，这土改政策遭到了“中间阶级”的抵抗，致使土改无法顺利进行，然而毛泽东的解决办法却是，等“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对中间阶级采取“积极行动”。然而在同一份报告中，他也不能不承认，打击中间阶级只能导致民众在官军到来时大规模反水：
“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
“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这份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如所周知，《毛选》的文章都在出版前作了大量旨在美化毛泽东的修改，并非原始材料。连经过美容加工的文章都这么说，可见实际情况之严重。
然而奇怪的是，毛泽东明知他制定的土地法严重打击了中间阶级，使得“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却还要坚持这左倾路线，甚至打击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好同志。
李文林是东固根据地的创始人，赣西南特委常委。他和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只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并与特委书记、毛泽东的连襟刘士奇不和。毛泽东因此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合会议，对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等痛加整肃，批评他们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指控他们“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刘士奇）， 将他们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将李文林调出主力部队。
1929年，斯大林压倒了布哈林的反对，以国家暴力“消灭富农”。受此大气候影响，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方针，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甚至把富裕中农指为“第三种富农”，“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甚至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中央大员进入苏区后，采取了比毛泽东更左的土地分配政策。1931年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同年8月30日，周恩来为临时中央起草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此后，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周的来信精神，批评毛于1930年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就是毛所谓“被错误路线迫害”的事实依据。
但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曾抵制和反对这一极左政策。相反， 1933年6月1日，毛泽东和项英联名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其中就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内容。
1933年初，毛受中央局之命，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杨尚昆同志说：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因此，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尚昆同志和刘英同志（毛泽东的老部下，张闻天夫人）举报，毛甚至比张闻天还左，命令“谁反对扩红的就杀”，而且把中农当成富农整，以此制造高压，“创造红军一百万”，使得兴国全县无丁可抽。
据国内学者高华、黄道炫等人的研究，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将许多中农乃至贫农划为地富，扩大了打击面： “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 ；“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 就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在运动后期承认：“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
毛泽东主持的查田运动，严重迫害了苏区人民，直接导致苏区人民大量逃往国府统治区。早在运动初期，一些地区就已开始出现群众逃亡。 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大批群众逃离苏区的现象越演越烈。 直到运动进行了将近一年，毛泽东才开始“纠偏”，但迅即为张闻天制止。他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下令严禁翻案，使得被改正的农民又被戴上地富帽子。 此后运动搞得更加过火，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以致人民“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府区域。 这些农民逃出苏区后生活困难，便在国军保护下返回家园抢割庄稼， 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红区粮食供应更加雪上加霜。
张闻天这才发现查田运动的严重恶果，在1934年7月发表文章反对“极左”，指出：“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 很明显，毛泽东作为主持运动的负责人，也采取了“听其自然不去干涉”的态度。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对张闻天禁止翻案的命令作过抗争。
总的来看，在四中全会以前，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政策比中央的还左，在四中全会以后，只是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一点上，中央比毛还左。而这也就是毛唯一可以用来指责“王明路线”的钢鞭材料。但即使是在这方面，毛当时也不曾抵制过“错误路线”，更以他主持的查田运动使得苏区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不得不大规模逃往“解放区”，并在国军保护下回乡抢割庄稼，使得苏区民生更加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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