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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十一）

作者：light12  于 2010-1-17 18:1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时间: 16 1 2010 22:26


Ｂ．在闽变中坚持关门主义，坐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这又是毛惯用的事后 “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的谎言。

所谓“福建事变”又称“闽变”，乃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其私人武装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人在福建发布《人民权利宣言》，事变爆发。22日，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十余万人，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国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中华共和国”国旗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指责共产党出卖了蔡廷锴：

“十二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何江西共党有谅解，以为共党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共军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

所以，照李宗仁的说法，“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乃是中共背信弃义，与蒋介石连手搞垮的。但从李德介绍的情况来看，他所谓“中共为国军让路”并非我党有意为之，而是为了执行弗雷德计划（详见下），将红军主力调到苏区西北的永丰一带造成的赣东兵力空虚。但中共确实没有策应蔡廷锴所率19路军，甚至没有趁机和19路军夹击国军的意愿。此举非常之蠢，盖当时国军正在进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路军乃是共同对蒋作战的事实友军，岂能见死不救，坐视蒋介石各个击破？

那么，这背时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据李德说，闽变尚未发生，中共就刺探到了消息。项英通知李德，上海来的电报说蔡廷锴将起事，估计能得到宋子文和其它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支持，粤桂两省至少中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据他说，对于该如何对待蔡廷锴和十九路军，中共当时有三种不同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博古一个人提出来的，他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组成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即使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

第二种主张为上海局与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持。他们认为不可信任蔡廷锴，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中共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

第三种则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切的灭亡’。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马上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当事变正在发展时，他不断地批评福建政府，说它‘不一致’、‘不履行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义务’（他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答应的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说它‘不主动不坚决’等等。他警告说，要‘谨慎’、‘要三思而行’。他认为，十九路军必须首先在闽北打击蒋介石的部队，然后我们才可以积极干预，给予支持。”

据李德说，事变发生后，瑞金和上海争论不休，耽误了数周时间。最后，红军按弗雷德计划（亦即自西北一线突破敌军阵地，越过赣江，向南昌挺进的计划）行事，一军团开至永丰，三、五军团在广昌待命。但侦察结果表明，国军在赣江以东纵深层层修筑堡垒，红军无法突破。待到福建政府行将垮台时，李德才决定改变计划，不待共产国际批准，立即将执行弗雷德计划的先头部队七个师调到福建，在南平地区向蒋介石的部队右翼发动进攻，以策应十九路军。但已为时过晚，十九路军一个师长投降了国府，其部占据了南平，红军无法渡过闽江，只好转向东南，在闽中攻城略地。福州便在此期间陷落了。

所以，主张无所作为，坐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台的，恰是毛泽东本人，而一开头就主张援助福建的是博古，最后终于决定采取策应行动的则是李德，恰与官修党史相反。

这当然是李德的一面之词，可惜毛泽东为他作了旁证。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因此，看来李德的证词是真实的，难怪他会对毛泽东事后文过饰非的行为特别生气：

“一年以后，毛泽东利用福建事变以及在事变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并以此为把柄篡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他仍然说十九路军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还无耻地歪曲事实说，党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突破敌人的封锁，但‘博古和其它人却让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而不是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福建事变的真实过程，对于延续了数周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以及对于他自己、中央委员会上海局、遗憾的是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其中起的恶劣作用，他却很明智，闭口不谈。”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总军事顾问是驻在上海的弗雷德），其回忆录里处处流露了对共产国际和国际派那些“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感情倾向，然而他在上面这段话里竟然指责共产国际代表团起了恶劣作用，因此，这段证词读来相当可信。

此外，从毛的一贯作风来看，他对于策应友军从来无兴趣。前文介绍过，苏区中央局之所以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官，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军正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中央要一方面军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这两个苏区所受的压力。但毛泽东却与周恩来等人致电鄂豫皖中央分局，要他们自己消灭敌人，否则即使其它苏区策应，也并不能帮助鄂豫皖苏区消灭敌人，并声称中央苏区自顾不暇，无法策应，坚持按兵不动，无所作为。那还是策应同一血脉的红军，他都不愿意，对于标榜“走第三条道路”的蔡廷锴的军队，他又岂会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

事实上，这是彭德怀而不是毛的主张。彭在其回忆录中说：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类似地，毛所谓“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也是彭德怀的建议：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它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这是彭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写的交代材料，他绝对不敢剽窃伟大领袖的创议。而且，如果当时得到毛的赞同，他也一定会提起，以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历史上从来和他站在一起，没有什么“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说。

因此，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毛再一次掠人之美，“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毛是政治局委员兼中革军委委员，参与讨论所有重大军事决策。因此，将领们向中央提交的重大战略建议，他一定会及时得知。当时虽然不同意，但在事后很久却把它窃为己有，用来证明自己一向伟大光荣正确。大概彭德怀不兴学习毛着，从未看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此不知道他的两个建议都被毛剽窃了，于是在交代材料中便实话实说，未能与伟大领袖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话说回来，即使毛真的提过那两个建议，那也是昏招。我在前节说过，中央红军趁闽变发生，设法打通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乃是黎川失守后打败第五次围剿的唯一希望。但我那方案跟毛的完全不一样，并不是长期脱离根据地作战。须知跳出外线作战的隐忧，便是后路被切断，无法返回根据地，就此成了流寇，因此不宜离开根据地太远。毛所谓“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的大手笔实在太宏大，等于彻底放弃根据地。提前进行长征，而且还把路线搬到江南水乡去，那一带水道纵横，根本不利于红军打运动战，又是国府统治区域的精华所在，是国府必争之地。该区公路与铁路交通比落后的内地发达多了，便于国府运兵，真要突进到那地方去，只怕要全军覆没。因此，即使毛泽东提出过那主张，也绝对是昏招，这才是如假包换的左倾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

至于老彭说的突围而出后应在湘中开创根据地，那也是空想主义（不知道空想主义该是左倾还是右倾），毫无可行性。被强敌撵着屁股追的流寇，根本不可能立下足来开创根据地，这一简单道理，已被后来红军一再想在贵州云南等地建立根据地而终不可得的事实证明了。在云贵那些交通极为不便之地尚且如此，而况有粤汉线通过的湖南乎？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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