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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夏風和他的《孩子們》
陳劍平（曉田）
記得五十多年前，我還很幼小的時候，父親曾帶我去過幾次上海聯義山莊公墓看望一位逝者的墓地。印象中父親沒有給墓中人帶去鮮花，更沒有祭奠供品、焚燒紙錢之類的遺風舊俗。他只是默默地繞著墓地緩慢踱步。我清晰地記得墓首是一尊立碑，鎸刻著墓主的名字和立碑年月。墓尾有一塊臥碑，上面刻了八個大字。並排放著一本用大理石制作得十分精致逼真且翻開著的書，書頁上刻滿了娟秀的小楷字。我那時還沒認字，所以並不知道石碑和石書上寫的內容，也不清楚墓穴裡躺著是誰。但我每次跟父親去，都會好奇地蹲下來，試圖去翻動那本石書，卻全然不知逝者的人生早已停格在那一頁，永遠都翻不過去。
長眠著無數民國時期的達官顯貴、社會名流和文人墨客亡靈的聯義山莊，在“文革”一開始便首當其衝地作為“四舊”，一夜之間公墓被搗毀夷平，成了荒塚野陵，墓地也就不复存在。我稍長大後，在家裡的老照片裡看到那個墓地，立碑上刻著“浙江鄞縣 陳冠周之墓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弟冠漢敬立”，臥碑上刻的八個大字是“夏風 孩子們 的父親”，石書上刻著逝者的生平。那時我才知道，墓主是我從未謀面的二伯，叫夏風，英年早逝於1947年9月13日。距今已近70年，但在我查閱《寧波文史資料匯編》時，發現不少民國時期活躍在寧波文壇報界的老一輩文化名人留下的文字資料和回憶文章中，不時會提到夏風的名字和他主編並為之嘔心瀝血的兒童文學刊物-《孩子們》。
1920年二伯夏風（原名陳冠周）出生於浙江鄞縣一個開明紳士的家庭裡。那年正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盪及寧波，祖父陳章鴻積極投身其中，在寧波參與組建了遍布全國的“救國十人團聯合會”，任副會長。並於同年6月和友人共同投資創辦了民國時期在寧波報業史上影響最深、發行最廣、歷史最久的民營報紙《時事公報》，為常務董事。十幾年後，夏風也就是在《時事公報》開始了他的文字生涯。
夏風在十七歲時即在寧波《商報》擔任記者，並在《時事公報》編輯《兒童周刊》，從此便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且以此體現了對國家民族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那時正處於抗戰初期，他在《我對文藝的學習經驗》一文中這樣寫道：“我不但要在作品裡說自己的話，我還要對自己說的話負責。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像炸彈，這一枚枚炸彈在敵人的陣地開花。”而且他毅然棄筆從戎，轉戰於浙江海鹽一帶游擊區，任政治指導員。曾寫下《海鹽突圍》一文，記錄了當時艱苦的戰爭生活。
之後，夏風在浙江兒童保育院工作了一段時間。在此，他親眼目睹了戰亂中的中國，無數孤兒流落街頭，孩子們的身心慘遭摧殘。於是夏風編輯了一份《兒童日報》，從此他將兒童文學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並為之而奉獻了所有。
寧波淪陷後的1943年5月，夏風來到雲集了大批文人志士的抗戰大後方-昆明。在那裡，他結識了著名的民主人士、社會教育家李公樸先生。當時國難當頭，整個社會無暇顧及生活和精神處於極端貧困中的孩子們，書攤上，充斥著荒唐故事、怪誕思想和封建毒素，孩子們天真純潔的心靈正受到嚴重的污染。夏風立志要為孩子們辦一份進步科學的兒童刊物，以飱小讀者。
1944年9月，由夏風主編的兒童文學刊物-《孩子們》終於在李公樸先生主持的北門書屋出版了，李公樸先生親自為創刊號撰寫了題為《寫給賢明的家長和教師》的序文，文中這樣寫道：“大家都知道，今天大後方的出版事業和教育事業一樣，都在異常艱苦地掙扎著。出版家在叫苦，作家也在叫苦，大家實在沒有多餘的精力注意到孩子們的精神食糧，這就是近年來優良的兒童讀物的產生所以日漸稀少的原因。 ······就為了這個緣故，北門出版社邀請了幾位對兒童文學有興趣、有經驗，而且不失其赤子的心之朋友，編輯了這一套別開生面的兒童讀物《孩子們》。”並將此作為一份“菲薄的禮物，獻給每一個賢明的家長、賢明的教師和熱愛進步的少年孩子們。”
《孩子們》是一本32開，40頁的少兒讀物，其內容一部份是大人寫給孩子們看的，專寫些小朋友想知道而還不知道的事情。如著名作家張恨水寫的《我作小孩的時候》、著名兒童文學家金近寫的流傳至今的兒歌《馬兒來了》、梓江（著名翻譯家陳冠商）翻譯的《捷克兒童也在奮鬥》、夏風寫的《先生和學生》，還有許多我們都十分熟悉的著名教育家、作家、詩人和翻譯家-諸如陳鶴琴、陶行知、光未然、陳伯吹、包白痕等都曾為《孩子們》寫過稿或譯過童話。詩人徐吹發表在《孩子們》的詩歌《媽媽，你為什麼哭》，曾轟動當時的文藝界，不僅讓孩子們為之動容，也催下許多報界長者的老淚。《孩子們》另一部份內容是孩子們自己寫的。此外，刊物還闢有“小辭典”專欄，通過解釋“侵略者”、“法西斯”等之類的名詞來結合時事，啟迪孩子們對抗日救亡的認識和決心。
《孩子們》出版後，發行量激增，成為當時的暢銷刊物之一。除昆明外，重慶、成都、貴陽、蘭州等內地紛紛要求訂購，甚至還遠銷東南亞。不幸的是，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北門書屋主人李公樸和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相繼在昆明遇難。我曾在大伯家的老照片裡看到夏風和大伯陳冠商（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英美文學系）行進在出殯隊伍的行列，扛著一人高的大“冤”字。北門書屋隨即關門，《孩子們》也被迫停刊。
1946年7月底，夏風回到故鄉寧波，先在剛复刊的《時事公報》編輯國際新聞，但他心裡一直惦記著《孩子們》。不久他便辭去了報館的工作，開始為《孩子們》复刊到處奔波，幾乎包攬了從籌積資金到搜集材料、從組稿編輯到發行推銷、從聯系印刷所到包裝郵寄的所有工作。1947年2月15日，《孩子們》終於复刊了。一期剛出，下一期接踵而至，要買紙張，要付印刷費，要寄稿酬，而書款還遲遲不能收回······他如此繁忙，卻還親自撰寫了長篇連載小說《高爾基童年的故事》。夏風處於常人難以想象的困境中，但他依然堅持不懈地將《孩子們》按時送到小讀者手中。他曾寫道：“我將以唐·吉珂德的精神來复刊《孩子們》。”
夏風的摯友呂倩如（上海文藝出版社高級編輯，時任《時事公報》校對）在晚年時寫的回憶文章【幾度夭折的《孩子們》】中有這樣的敘述：夏風“為了使《孩子們》能早日复刊，他節衣缩食，生活十分艱苦，並說服了年邁母親把僅有的一點積蓄也拿出來作為辦《孩子們》的經費。他自己卻常常連栖身之地都難以確保。······夏風對待工作十分嚴肅認真，不僅注意作品內容的健康，而且連一些細節也不放過。有一次，庄禹梅老先生（著名老報人、被譽為‘寧波魯迅'的一代文豪）用‘醉我’的筆名給《孩子們》寫了篇文章，夏風見了，當面指出這個筆名對孩子們來說不太好，要求庄老另換一個才用稿。”
由於刊物思想健康、內容充實，深受教師、家長和小朋友的歡迎，不僅在浙江，而且發行於京津滬港和新加坡。但是夏風的健康卻由於貧病和勞累而每況愈下，終於在1947年6月他倒下了。在他病倒之前，堅持編完了7月15日出版的他生前最後一期《孩子們》。二個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夏風死於嚴重的肺結核和肝癌，年僅27歲。
夏風死後，他的友人專門出版了《孩子們》合訂本和夏風紀念專輯以滿足讀者的要求，《時事公報》也刊登了整版悼念文章。寧波各界在青年會舉行了隆重的追思會，懷念這位《孩子們》的創始人，庄禹梅老先生為夏風作了生平介紹。夏風沒有妻子兒女，他把篳生都獻給了《孩子們》。二年後的1949年8月1日，夏風的姊夫朱仲倫（生前為《航海》雜志社和《中國航海史》主編）等報人創辦了請庄禹梅擔任社長的《寧波人報》。報社同仁為了繼承夏風關懷下一代的精神，開闢了以《孩子們》命名的副刊，作為該刊物的延續，由呂倩如主編。可惜一年後《寧波人報》和其它報社合並改組為官方的《寧波時報》，副刊《孩子們》就此中止。
將近70年過去了，也許二伯夏風和他的《孩子們》在當年小朋友的記憶裡已經淡忘，對今天的小朋友來說更是十分陌生。所幸的是夏風曾經的同仁們依然記得，他的親屬後人依然記得，可謂夏風精神不死。今天，我寫下此文，也希望借《世界日報》一隅表達對二伯夏風的深深紀念，他無愧為孩子們 的父親。
此文發表在《世界日報》2016年3月8、9日上下古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