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三代实业家的兴衰 -写在徐礼耕120诞辰之际

作者:晓田  于 2021-12-20 04:2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前尘往事|已有1评论

一个富三代实业家的兴衰
-写在徐礼耕120诞辰之际
晓田
    最近张佐和我说起今年是她祖父、丝绸巨子徐礼耕120诞辰。徐礼耕是1902年出生的,应该明年才是他120年诞辰,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缘故吧。张佐原名叫徐佐,因为她外公、国学宗师张宗祥的长女张珏(宋庆龄秘书)终生未婚,膝下无儿女,所以张佐在成年后就过继给了张珏为女,于是就随了母姓。

徐礼耕夫妇和孙女张佐(原名徐佐)

    正巧我在『孔子旧书网』上看到正在拍卖一本题为《中国近代工商人志》的旧书,仅一本,书的目录中有《徐礼耕和庆成缫丝厂》一文。于是我就将截图发给了张佐,她很快就在『孔子旧书网』买下了这本书,原来此文是出自张佐的父亲徐祖鹏兄弟俩生前的联手之笔,文中写道:“徐家从祖辈开始从事丝绸业,经历祖孙五代,长达100余年,有人誉之为『五世一业』。”

在孔子旧书网上拍卖的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中,有《徐礼耕和庆成缫丝厂》一文
    
      准确说徐礼耕是一个富三代,但综观他的一生,徐礼耕并不是一个世人眼中的纨绔子弟。说起他就不得不先讲一下他的父亲、绍兴商界先驱徐吉生。徐吉生于同治三年(1864)生于绍兴安昌镇盛陵村,家里以经营丝绸染坊为生,稍有积蓄后,父辈便走出小村,与人合资在杭州开设了瑞云公记绸庄,因勤俭经营而成为富裕的殷实人家。徐吉生幼年读了三年私塾后就到瑞云公记绸庄做了学徒,凭借其勤奋肯干和努力进取,满师后不久就做了职掌(现在称经理),生活已经十分安逸且富足有余。

徐礼耕父亲绍兴著名企业家徐吉生

    但徐吉生并不安于现状,他要把职业当作事业来做。光绪二十八年(1902)已人到中年的他创办了第一家独资商号-吉祥恒绸庄。那一年正是他的幺儿(三子)徐礼耕出生,可以说徐礼耕从一出生就伴随着父亲事业的起点一路成长走向壮大,徐礼耕真可谓是上帝带给徐吉生的财神。

徐礼耕摄于1920年时年18岁

    虽然徐吉生接受学堂教育的时间并不多,但他重视教育、崇尚技术和接受进步的经营理念。他让自家孩子进新式学堂,徐礼耕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徐礼耕后来曾做过该校校董、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七中)毕业后又被父亲送到上海承天英文专科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在师专完成了中英文双科专业。

徐礼耕先生校董证明信(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现杭州七中)

    在此期间,徐吉生的工商事业正日益发达,民国元年(1912)他开创了江南机器缫丝的先河,在杭州创办了庆成缫丝厂,成为当时国内缫丝业中最大的企业之一。此后,徐吉生经营的丝绸工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先后在诸暨开办新新改良缫丝厂,收购了嘉兴绢丝厂,在上海开设了益新、庆丰、纶祥等丝绸厂,成为当时丝绸业的龙头老大。

2017年徐礼耕父亲徐吉生铜像在绍兴落成

    同时徐吉生以实业家独到的商业眼光,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那就是农业。于是他联手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张謇开设南通华丰垦殖农场,还创办了杭州留下茂庆林牧场。在徐吉生不断延伸和壮大的事业中,其三子徐礼耕和他二哥徐立民已经开始扮演了徐氏企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徐吉生的长子十九岁便英年早逝)。
    徐氏父子致富不忘故里,徐吉生深知乡亲们生活贫穷的症结就在于没文化和缺少工作机会,虽然他常常接济村民,但杯水车薪,无法使他们摆脱贫困。于是决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在盛陵村独资开办了吉生小学,随后(1915年)在村里又办起了吉生布厂,以厂养学,学校的所有开销均在吉生布厂支出。村民的孩子入学免除所有费用,前三名还可获奖学金。尚未成年的徐礼耕兼任了吉生小学校长并掌管吉生布厂,他承诺凡从该校毕业的的学生均可进入吉生布厂或徐氏的其他企业工作。吉生布厂的生意也带动了村里的农业生产,由此而摆脱了贫困,村民们对徐家世代都心存感恩。吉生小学1949年后被收为国有,至今仍在,已有近110年的历史。

徐礼耕曾在父亲创办的吉生小学任校长,此校至今仍在

    当时徐氏家族的财力已经相当雄厚,是杭州四大名门望族之一。1918年徐吉生买下杭州著名的庭院豪宅-榆园。也满足了徐吉生结交名人雅士、文人墨客和社会贤达的喜好。整个家族连同仆人七、八十人都搬进了这座被称为杭州的『大观园』。据小时候去过榆园的徐家后人回忆说,榆园很大,七拐八拐记不清有多少殿堂楼阁和天井露台,有多少花圃菜园和假山荷塘。

榆园庭院中的假山小桥

榆园庭院一隅

在榆园工作的账房先生及女仆

    中国的丝绸产品历来享誉世界,1923年2月徐礼耕受父亲委托,作为中国丝绸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万国丝绸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国际博览会,缺乏经验,事先并不了解西方国家对丝绸款式的需求,带去丝绸样品的式样和图案不如日、意等国产品受到亲睐。

1923年2月5日至15日国际丝绸博览会在纽约举行,中国丝绸进入美国市场

    但中国毕竟是丝绸鼻祖,传统品种的织绣功底和质量实属上乘,加上徐礼耕表现出游刃有余的商业谈判技巧、娴熟的英语沟通能力和风流倜傥、高雅得体的良好形象,最终赢回了不少欧美客商的喜爱和信赖,纷纷与代表团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同时美国商界还向代表团低价出售了整套绢纺二手机械设备,嘉兴绢纺厂就是用这些设备重建起来,并生产出自己的绢纺产品,中国绢纺机械化就此起步。
    徐礼耕在这次『万国丝绸博览会』上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展现出其进退自如的商业手腕、敏锐卓绝的商业眼光和角立杰出的商业才华。博览会后,徐礼耕并没有随团回国,而是留在美国,进入著名的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就读国际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由此不难窥探徐礼耕心中对企业经营的理想已经不再局限于徐氏家族企业的范畴,而其内心却潜隐着更大的商业格局。那年,他仅21岁。

1923年2月中国丝绸代表团参加国际博览会后访问芝加哥,左二为徐礼耕,时年21岁。

    虽然徐礼耕崇尚欧美的西方文明和企业的经营理念,但他也格守着刻板的中国封建儒家思想中三纲五常的传统文化底线,所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应勿懒。』徐礼耕尊父命,没有完成在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学业而回到国内,参与正在持续扩张的徐氏企业的经营管理。
    徐礼耕一回到杭州便担起了庆成缫丝厂管理工作,他积极扩充生产设备,从日本引进了240台坐缫机和烘茧机、煮茧机等机械化生产的配套设备,从而将庆成厂升级换代成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缫丝厂。而且,他还将在美国考察同行丝绸企业时所发现的可取之处了然于心,经思考和分析,大胆实践和推行。比如,原来国内的缫丝厂将大量的丝茧下脚废料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外国,还以为废物利用赚到了钱。这次考察中他发现美国人就是用这些丝茧下脚废料生产出上好的绢丝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这样的好买卖何不我们自己来做呢?于是他用买回来的设备,把丝茧下脚废料生产出了自己的优质绢丝,既为企业赚了钱,也为国家创了汇。
    徐礼耕就是中国引进海外先进工业技术的最初的践行者,也在工业生产技术领域里谱写了洋为中用的原始蓝本,他还曾到日本学习考察绢纺技术和引进生产设备。由于徐礼耕超前的经营理念,给徐氏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继而又将所获利润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动能,从而不断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所作的不容忽视的贡献。
    市场经济总是按照其客观规律周而复始地运行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际市场周期性经济衰退的浪潮同样冲击着丝绸产业。国际生丝价格狂跌,从每磅五美元惨跌至仅一美元,国内市场也从每担(60公斤)一千两银子跌到仅三百银元。当时在杭州、上海、无锡等多家老字号丝绸厂相继宣告停产歇业,无数中小丝厂更是无以为继,徐氏企业也同样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适者生存法则』不仅适宜于动物界,同样也适宜于经济领域的商界。已经在徐氏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徐礼耕牢记父亲的告诫:“要做事业,不怕失败,只怕不做。”言辞虽然简单,但在危难之际,表现出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所拥有不同凡响的担当、胸襟和气魄。徐礼耕决定继续做下去,他对国际市场作了仔细的调研分析,还在逆境中打出了『泰来牌』品牌厂丝,对外彰显了其实力依然,对内坚定了员工信心。
    在此期间,徐礼耕在自家企业不致停业的前提下,对同业厂家尽力伸出援手。当时,同行老大之一的杭州纬成绢纺厂已经停业。徐礼耕凭借着自己对该企业实力的了解,毅然将此厂承租下来,既免除了该厂频临破产的风险,也使员工们保住了饭碗(工作)。三年半后租赁期满,徐礼耕将纬成绢纺厂完璧归赵,他不仅挽救了一家同行企业不致倒闭,而且徐氏企业也在租赁期间获净利40余万,由此也看到徐礼耕高超灵活的经营技巧和救人于危难的慈悲心怀。
    1934年12月24日,正在徐氏企业竭力维护平稳,坚持等待否极泰来的时候,徐氏企业的开山之父徐吉生因脑溢血,在杭州榆园家中去世,享年71岁。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国家政要和社会名流均为徐吉生的去世题了词,可见其在社会各界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徐吉生的遗体被安葬在杭州灵隐山上的徐家祖坟。

徐礼耕的母亲生前在灵隐山上徐家祖坟为徐吉生扫墓

徐礼耕在灵隐山上为父亲扫墓

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为题词

蔡元培为徐吉生题词

    徐吉生故世后,徐氏企业自然由徐礼耕和二哥徐立民接掌,为了维护家族企业的完整和顺利传承,徐吉生膝下三房子孙共享企业股权,三房依然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一直没有分家,相当和睦团结,这在众多由后代继承家族企业中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范例。但最后还是在并非自身原因的境况下,不得已而被分了家,那是后话。
    在徐礼耕主持徐氏企业的全局后,充分展现出他独具只眼的远见和运筹出奇的胆略。1935年,当国际市场仍处于低迷时期,徐礼耕预感到世界经济将走出困境,于是他趁市场上无人收茧之机,筹集巨额资金,以每担300银元从各地大量收购蚕茧囤积。不久国际丝市回暖,丝价上升。徐礼耕随即将蚕茧以每担700银元出售,徐氏各家丝绸厂不仅因此复活,而且形势大为改观。除了填补了历年来的巨额亏损,还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盈余。实践证明了徐礼耕卓绝的商业远见和果断的决策能力。
    抗战爆发,杭州沦陷,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沦陷区的民族企业不是被日军没收就是关闭,除非选择与日军合作。徐礼耕却宁可企业关门,也不和日军合作,于是杭州、嘉兴、绍兴等地的企业都相继被迫歇业。就在民族经济处在十分消沉和萎靡的时候,徐礼耕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逆向决定,为了避免日军的骚扰,他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创建了一家规模更大、全部采用国内技术和机器的新厂,那就是后来创出『太和殿』名牌丝绸的上海成济绢纺厂,『太和殿』丝绸远销海内外,名声蜚扬。

太和殿品牌证书由薛暮桥签署

    与此同时,徐礼耕率全体家人包括老太太和所有仆人从杭州榆园搬到上海与玉佛寺紧邻的戈登路(江宁路)1017号,隔壁另一处花园豪宅里住的是纺织巨子刘靖基一家。这是一处带门房的超大型花园式洋房豪宅,被称为是徐家在上海的『大观园』,徐家三房几十人在老太太的旗子下依然坚如磐石,众多的孩子搬进此园便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不需要知道。杭州的榆园仅留下几个下人看家护院。

徐礼耕夫妇和孩子们

    曾在徐家的上海『大观园』里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徐礼耕侄孙子徐家祯在他的回忆文章《童年旧事》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沿街,那是双扇的大黑铁门,平时是紧闭不开的。进门右手边是门房,有专人看管。进门,有一条两边种着花草树木的汽车道,我不清楚到底有多长,根据那时的印象,大概总有60-100米长吧。走完车道,又有一道大铁门,我们叫它二门。二门不像大门那样是完全瞒煞的黑铁门,而是镂空雕花的双扇铁门,而且常年开着,便于汽车可以随时进出。进了二门就是主花园了,花园分三部分·····。大家庭里,三房人家包括男女仆佣共六、七十人的三顿饭菜,都是由大厨房开出来的。每餐饭好像四菜一汤、有荤有素,都由各房女佣到开饭的时间去大厨房用木制大托盘端过来。各房还都有自备厨师,按自己一房主人的口味做他们爱吃的‘添菜’。所以,实际上,大厨房开上来的饭菜一般都是让各房的仆佣拿去吃的,主人吃的只是‘添菜’。”『大观园』规模之豪大,大家庭生活之奢华由此可见一斑。徐家祯甚至认为茅盾小说《子夜》的主人公、丝厂老板吴荪甫的原型就是徐礼耕,吴宅就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那个徐宅。

徐家上海『大观园』戈登路(江宁路)1017号平面图-源自网络

1938年徐礼耕(左七)和徐氏家人在上海

    抗战之后,各地歇业的徐氏企业依仗着上海成济绢纺厂雄厚的实力迅速开业恢复生产。徐礼耕还在他的工厂企业里运用西方文明管理思想及方法,在节假日组织员工旅游,在厂里放映电影娱乐,办夜校让员工识字学文化,这在旧中国是十分罕见的,劳资关系相当融洽。当时因都在搞工运,但各地徐氏企业员工的人心却很安定。

民国二十八年(1939)徐氏家人聚集上海

    那几年,徐礼耕的事业和企业的经济状况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时期。但是国家的前途却令人担忧,又掀起了内战,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徐礼耕试图在大陆以外的香港和台湾建厂,以免包含着几代人心血的徐氏企业被毁于一旦。他曾带着儿子徐祖鹏去台湾考察选址,并让徐祖鹏暂停在复旦大学的学业留在台湾负责建厂。

徐礼耕(中)率儿子徐祖鹏(左)在台湾考察建厂事宜

    徐礼耕不仅对办厂经商足智多谋,善“研桑心计于无垠”,而且对文学、书画、古董等方面也有相当的修养和欣赏能力。就连他的老朋友、著名文物鉴赏家朱孔阳到他家,两人也能就书画古董侃侃而谈,十分投机,俨然就是一个同行。徐礼耕为人坦诚厚道,具有好善乐施的豪放性格,家里常常宾客满座,高谈阔论,对朋友不论贫富,有求必应。在杭州和上海工商界,他是极具人缘和名望的头面人物。
    但是即便徐礼耕再聪明,也难料时势的莫测变幻。1948年春,徐礼耕的母亲徐老太太仙逝,正在台湾筹建麻纺厂的儿子徐祖鹏被召回参加在杭州和上海为老太太举办声势浩大的殡葬仪式,他这一回就再也去不了台湾。国民政府迅速溃败台湾,海峡阻断,大陆易帜。从此徐礼耕一心想要打造的丝绸王国和他个人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49年4、5月间杭州和上海先后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依然还是新中国维护经济秩序的依靠对象,毕竟大批从北方老区南下或从部队转业的中共干部绝大部分是来自贫苦人家,文化水平低下,对沪杭这样的都会大城市的经济管理缺乏认识和经验。虽然,徐家在台湾建厂的计划落了空,投下去的资金也打了水漂,但在上海、杭州、嘉兴等地企业仍然由徐家人在运作。原已在台湾筹建工厂的徐祖鹏被父亲安排在杭州管理庆成缫丝厂,自然也就回到榆园家中。顺便讲一下,文首提到的国学宗师张宗祥,他的晚年就是在小女婿徐祖鹏的榆园家中度过的。沪杭两地的『大观园』倒还依然平静,但徐礼耕的心里却有着难以抑止的忐忑,他以维持的心态操持着整个徐氏企业的平稳运行,他以商人敏感的市场嗅觉静观着社会的走向。
    徐礼耕为了表示和新政府积极合作的意愿,率先将在杭州湖滨路上的天然饭店全部私有房地产业投入到政府兴建的浙江旅馆的项目中,并为政府筹建华侨饭店、扩建国企厂房吸收巨额资金而奔走于沪杭两地。由于徐礼耕在沪杭两地的工商界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他在这些国家建设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政府拟聘他为这些项目的最大私股董事,但都被徐礼耕谢绝了。他一心只想为国家作些事,取信于新政府,以平复自己那颗忐忑的心。
    可是徐礼耕的不安心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资本家们成了斗争对象,人人过关,无人漏网。也有不少资本家因从事不法商业行为而跳楼自杀。据官方不完全统计,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1月25日至4月1日自杀的工商业者竟达876人,有的是全家一起自杀,平均每天达十人以上,真是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徐礼耕作为徐氏企业的头面人物首当其冲被斗争后,因没有查出有不法商业行为而过了关。但就在此时,杭州榆园的绝大部分园区被政府无偿征用为工厂区,留下小部分仍由徐祖鹏居住。上海的『大观园』也因不断攀升的各项税收和经济严重疲软,以致难以维持『大观园』的庞大开销,不得已只得将『大观园』低价卖给了政府,因为当时已没有私家买得起这样的大房子。家里的门房、司机、车夫、杂工、木匠、厨师、园丁、女仆、奶妈等众多仆人除少数贴身佣人留下外,其余大多被安排到徐氏企业做了工人。后来戈登路(江宁路)1017号成了普陀区纱厂医院,再后来这地方连同金城里、还有刘靖基的住宅都成了玉佛寺的一部分了。
    徐家将卖房所得三家平分后各自在相邻的江苏路200弄和114弄买了三幢花园洋房,徐家三房人家就这样无奈分了家,但三家依然保持着经常的往来和密切的联系。虽然三幢洋房加起来还是远不及原来『大观园』的规模,但在当年的上海滩仍算得上豪宅大院。徐礼耕的锐气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不小的挫伤,他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没想到运动过后,他却得到格外的安抚,他不仅仍是徐氏企业的总经理,还意外地当上了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和浙江省政协委员。徐礼耕在那些政治光环下,有一种无上的荣誉感,对新政府满怀感激之情。

这是徐礼耕在江苏路200弄的最后私宅,曾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

    徐礼耕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经营和管理着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上海成济绢纺厂,成为行业的样板企业。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时,工商联组织了『中苏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都是上海工商界的大亨级人物,徐礼耕为副团长,他们受政府委托去苏联参观考察企业的国有化状况。那些曾经精明能干的工商业者决定自费承担这次考察苏联全部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虽然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去接受教育的,因为苏联企业国有化的模式将复制在他们企业里。
    回国后,在市府政协礼堂,天天大会小会,资本家们在强大的压力和形势的驱使下,几乎就在半个月内,全上海的大小工厂企业、商号店铺统统都“公私合营”。徐礼耕兄弟的祖传基业和一生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徐氏企业也不例外。徐家在各地的工厂企业都派入了公方经理,原徐家管理人担任私方经理,但他们每月仍享有高薪和领取高额定息,这叫对资本家实行的赎买政策。有的企业还更改了名字,徐礼耕担任私方经理的上海成济绢纺厂更名为上海第二十毛纺厂,从此徐氏企业不复存在。
    企业被公私合营后的第二年,徐礼耕在一次谈到访苏感受时说道:“苏联什么都好,就是天太冷,到了屋里有暖气,可以脱皮大衣皮帽,但不能脱皮靴,热脚难过。”但被说成是徐礼耕污蔑苏联人民“日子难过 ”,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反动言论。再加上他常去杭州和同业资本家有些私人聚会,却被说成是开“秘密黑会”,当时上海《解放日报》还在头版刊登过题为『徐礼耕放火到杭州,湖心亭秘密串连』的文章罗织罪名,无情攻击。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浙江政协委员和上海民建市委常委,政治生命结束。月薪也从五百多降到五十多元,那倒他也无所谓,他还有高额的定息收入。他还被发配去上海西郊挖长风公园扛着铁楸去挖碧罗湖,真是颜面尊严扫地。
    曾在徐礼耕手上如日中天的徐氏企业就这样在徐礼耕手上被丢失了,真是“成也礼耕败也礼耕”。如果能够就此平平安安,一家人继续衣食无忧地过下去,那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三、四年后他的“右派”帽子被摘了,但依然被冷落一边,无所事事。由于他所在的毛纺廿厂工人们对这位昔日的老板倒相当宽容,所以他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太平。然而徐礼耕的人生灾难并没有就此了结。
    1966年“文革”爆发,全社会都疯了。徐礼耕的家在所难免的被抄了,而且抄两次,文物字画都被当作“四旧”焚烧了,火光冲天。金银钱财、珠宝细软都被洗劫一空。而且中止了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永久停发定股息。当时徐礼耕一家十人被迫从徐家最后一幢私宅里扫地出门,仅在同弄堂给了一间没有卫煤的汽车间居住,人生境遇一落千丈。那时候,社会文明被肆意践踏,道德法律被视如敝屣,强盗逻辑畅行无阻。徐礼耕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的国家忧患意识和企业使命感、家族责任心的富三代实业家,一夜之间沦为地地道道的无产者。这是否也应验了“富不过三代”这样一个在中国世代流传的循环轨迹呢?!

徐礼耕摄于1976年时年74岁,曾经敏锐的目光已经黯淡

    徐礼耕的儿子徐祖鹏作为庆成丝绸厂的私方代理人的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自然也成了资本家,再加上他是解放前夕从台湾回来的,所以“美蒋特务”的嫌疑始终留在他的档案里,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会被拿出来折腾一番。在这一场劫难中也被抄了家,一家人从杭州榆园被扫地出门,那时候徐祖鹏的大女儿张佐才十岁。
    徐礼耕一家就这样在中国底层的平民生活线上度过了十四年后,终于又回到了江苏路200弄的那幢本就是属于自己的洋房里。但对那些曾被剥夺十几二十年基本生活权利的工商业者,社会对他们至少还欠一个“道歉”!杭州榆园也归还,但归还的只是榆园一隅。被归还的徐家最后两处房产,最终还是在城市大建设的浪潮中被动迁而荡然无存。

归还后的徐礼耕在江苏路200弄内的私宅客厅

徐礼耕家人最终还是被动迁离开了徐家最后的产业

    徐礼耕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平静地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八年,在这八年里,中国对外开放,他的孙辈中不少人赴歐美澳等国留学,在他们临行前徐礼耕都会殷切希望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真不失一颗爱国的心。如今学子们均学有所成,但都在居住国安居乐业,在各自的领域里做着贡献,虽然无人经商,但都信奉着和享受着学无国界的普世价值。如果徐礼耕依然在世,该会作何种感想。

徐礼耕晚年和家人在上海家中

1982年80岁的徐礼耕回到自家宅院

    1988年9月徐礼耕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6岁。徐祖鹏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杭州安葬在南山公墓,而没能安葬在灵隐山的徐家祖坟。徐家祖先的遗骨亡灵早已在那场旷世浩劫中被掘坟深埋,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片茶林。徐礼耕的墓碑上刻上了他三位太太的名字,她们都先于丈夫去世。徐礼耕的第一位太太是当年杭州首富王家的千金小姐,她13岁嫁给了15岁的徐礼耕,成婚后两人还在玩躲猫猫,她39岁去世,为丈夫生下17、8个孩子,有好几个夭折了。第二位太太生下一个男孩后去世,第三位太太比徐礼耕小十几岁,生了一个女孩,一直陪伴丈夫到1980年代初离世。徐礼耕一生检点,没有娶过姨太太,他膝下众多的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一方俊才。

徐礼耕和三位夫人在杭州南山的墓碑
 
    在徐礼耕的追悼仪式上,悼词中概括了他一生为中国丝绸工业所作出的贡献,称他为“丝绸工业的巨子”、“真正的爱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对他奋斗创业一生的如实评价。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徐氏企业,也没有了徐家产业,唯一还在的,并始终被延用的,那就是他一手创立的『太和殿』名牌丝绸,当人们看到这个品牌,就应该记得徐礼耕的名字,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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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他这一生有啥值得你唏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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