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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克斌文选 《秋水长天》
1983 年 7 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故乡—北京,急切地想见到家里日日盼我的亲人,母亲、妻子、姐姐和两个儿子。然而在海关遇到了麻烦。我把买来的所有东西,手表、照相机、计算器、以及北京提货的大件单据都告诉了一个小警察。小警察仔细地审视着我填好的单子,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问道:“你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买东西?”我说:“我在外边挣的。”“你怎么挣的?”我说:“我当研究生挣的。”
盘问了很长时间后,他说我得上税。这时,我急了一身汗,从玻璃窗外看到家人在焦急地等我出去。我打开箱子,让小警察一件一件地过目,看看哪样东西该上税。我的诚实与配合,打动了小警察的良心,他放话说你就捡两样最便宜的东西吧。我拿着两个小计算器跑去交了几块钱,然后慌慌张张地出了海关,见到前来接我的家人。忽然,被我感动的小警察又急忙出来找我,吓我一桃。原来慌乱之中,我忘记把提货单取回来。小警察把提货单递到我的手上。我表示十分感谢。他要是把货单扔到废纸篓里,就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到了金鱼池中街的简易楼,已经是夜里两点。我母亲像过年30 似地等我回来。小儿子脏兮兮地揉着刚睡不久的双眼,两只赤脚上涂着一层200 微米厚的黑泥。不管简易楼多么简陋,不管住处多么拥挤,不管天气何等酷热,它都是我的家。是我在美国天天想,夜夜盼的家。
打开箱子,分发我花了五六个周末买来的礼物,给一家人带来了欣喜。 我看着 80 岁曾经把我抱大的老母亲,额头上又多了几条皱纹,头发几乎全是白色。可是人虽然消瘦,但精神矍铄。她见到离别两年的儿子,兴奋心情难于言表。遗憾的是老父亲已经在 5 年前去世。他吃了一辈子苦,退休后还得靠当小工、拉白菜来维持生计,供我读完高中。要是他还活着,看着他寄以希望的儿子留学回国,一定会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第二天上午,我骑车到台基厂的北京海关办理提货手续,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大件物品一一带回家中。1983 年,在中国一下子能置上这么多大件的家庭为数不多,尤其是龙须沟这个穷人区,能有个黑白电视已经是稀罕物了。我母亲一下子见到这些东西,喜出望外。她从来没敢想过,美好的日子像做梦一样刚刚开始。下午我到大栅栏给母亲买了一块宝石花牌的手表。由于天热,妻子和我一起到花市大街买了一台摇头式立地电风扇,放到母亲住的大房间。一个曾经只有一个小收音机的穷家破业,今天鸟枪换炮了。我在美国省吃俭用,省下这些钱,派上大用场,给全家带来了欢乐。我的心里乐呵呵的,总算没白努力。用美元换成人民币,还会附带侨汇卷或外汇卷,用这些券可以买一些当时市场上紧俏的商品。
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向别人借钱,最忍受不住的就是还欠别人的钱。出国前为了学英语,我向好友王志中借了 60 块钱,两年了,该还了。我到他在礼士路附近的住家,把钱交给了他。他执意不收,我说:“过去我没钱时没少吃你的,喝你的。现在有钱了,我必须要还给你,你帮了我大忙了。”志忠虽然与我不同班,但近若兄弟。后来,听说我得了肾衰竭,立即买了两本医学书送给我,叮嘱我不得大意。要我提前退休,回国治病。这样的好友,一个人一辈子只会遇上几个。
图 74我和志忠(右)、北大历史系的张泉田(左)文革 时在香山的留影。
当时, 建国门附近有个友谊商店,进门时要凭护照,买东西要用外汇。我带大儿子去过一次。小儿子知道了,对我说:“爸爸,您也带我去高级高级。”我给他买了一听可口可乐,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大概觉着味道不对。还是喝了。为了招待来访同学、朋友,我买了一箱可口可乐。还买了国内尚未普及的玉米油,听说玉米油胆固醇含量较低。
我买了点心,带着礼物到南沙沟的高级公寓去看望了 80 多岁的导师赵忠尧先生。汇报了我在美国学习的体会。赵先生告诉我,他在20 年代末读研究生时,一年的奖学金是 1500 美元。到了80 年代,1500 美元还不到 3 个月的津贴。50 年里,通货膨胀400%多。我用新买的加农AE1 相机为老师照了相。老师拿出他珍藏的老式莱卡相机让我看,沉甸甸的像个铜疙瘩,算得上一件古董了。赵老师头发脱落不多,还是两年前的黑色。说话时手在不停地抖动,毕竟上了年纪。感谢老师收我为徒,指导了我三年的学业,还写了介绍信帮我申请学校。他在签字的后边挂上,PhD 1930, CalTech。 在美国也是老资格了。
图 75 老师和师母的合影。
当时能出国的人还是少数,我回去后会遇到不少朋友,因此准备了不少小礼物。比如计算器、墨镜、电子音乐磁带、电子表笔等。我去看望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给他带去一个得克萨斯(IT)生产的科学计算器。老师去了香港,我见到他的夫人徐老师。我的内弟让我带回一个加快轴,东西不贵,只需50 几块美元,但跑了好几个商店才买到。他把驱动轴装到自行车的后轮上,少了四根车条,原来中美自行车的制式不同。好在东西勉强能用。
我的干姐夫在进修学院工作,需要个便携式的录音机,我给他带来了。我姐夫在我出国前要一块罗莱克斯手表,我在商店的橱窗见到了,最便宜的要3000 美元,相当于我半年的收入。老实说,买不起。我回来后给他380 元人民币,他自己买了一块欧米伽手表,还算满意。我的两个表哥、堂兄也都见到了礼物,他们为有我这位表弟而高兴。
图 76来访好友在寒舍合影。前排中是孙传耀,右是孙永明。后排左为魏义祥,右为谭彩云老师。
七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全家到颐和园去游园。母亲在北京住了60 年,还从来没去过那里。母亲和孩子们坐出租车,我和我妻子年轻,乘公共汽车。到了颐和园,母亲坐在长廊边上,用刚带回来的望远镜朝四处瞭望。姐姐、妻子和孩子们租了一条脚踏船在昆明湖上游荡。一家人欢欢乐乐,度过了幸福的一天。
回来的路上,我和妻子到全聚德后门去买烤鸭。一位售货小姐坐在凳子上跷着二郎腿,头也不抬,伸出右手掌跟我说:“21!” 我给了她42 块钱,买了两只,带回家去。我从全聚德门口来来往往不下几千次,从来都没正眼瞧过那个老字号。这倒不是因为我生性高傲,而是囊中羞涩,没那个资格。
图 77姐姐(右后)、英(左后)和孩子们在脚踏船上。
一个月后,我拿着斯坦福颁发的 IAP66 表格到秀水东街的美领馆办签证,很容易就被批了下来。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家又送我到首都机场,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告别北京。又一次孤雁西飞,继续漫长的学业。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我把西服放进手提箱,穿着10 年前结婚时买的确良蓝制服和一双懒汉布鞋。通道口的一位大姐看我不顺眼,说我的提箱超过尺寸,不得带上飞机。我说我的家人已经离开,我来时提的就是这个箱子,没啥问题。大姐横竖也不答应,非让我去交行李费。我问了一下,要80 美元。可我的西服才值 70 美元,不合算。我知道这位大姐今天要跟我过不去了,连忙跑到机场外边,望着家人的身影,大声喊叫,大儿子赶回来把我的手提箱带回家去。进了飞机,那些老外的提包比我的要大许多,一个个都带进来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咱中国人只会欺负中国人,特别是对那些衣着土气的同胞。
1981 年我出国时民航小姐取缔了我的头等舱位,给我一个下马威。今天这位看门大姐又无理刁难,借口阻止我登机,难道我做个中国人也是过错。没想到这次愉快的探亲却让这位大姐划了个扫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