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苏区左王（五）

 时间: 09 1 2010 18:54

（三）宁都会议错了么？


官修党史说，“王明路线”将毛的正确的军事战略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等待主义”、“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等等，解除了毛对红军的领导权，代之以左倾冒险主义，招致一系列重大失败，最终丧失了中央苏区，云云。

这些说法当然有些许事实含量，可惜浓度甚低，乃是对复杂的历史事实的漫画式夸张，比较符合少儿的接受能力与欣赏习惯。

首先，所谓剥夺毛的军权，无非就是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解除了毛的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事后由中央批准，并正式任命周恩来出任该职。但毛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与中革军委委员。当时中央还比较“民主”，重大军事战略的制定都经过军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上报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只是在长征前夕，因为要脱离根据地流动作战，才决定成立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组成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因此，对重大军事决策，毛泽东都有建议权与表决权。从下文对福建事变的介绍可以看出，当时中共“民主”过了头，对于是否该援助19路军，瑞金和上海争论不休，竟然迟迟不能作出决策，以致延误了军机。而且，毛在事后剽窃他人建议自炫，其实也就是承认了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仍有发言权。

其次，宁都会议由来有自，既有策略分歧（亦即所谓“路线斗争”），又有权力斗争内容，更是毛泽东的个人作风造成的积怨使然。

毋庸讳言，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在中共革命战略上仍然很左。这也是必然的，盖中共革命本来就是苏俄革命的忠实拷贝，唯斯大林马首是瞻。斯大林本来就是国际共运头号左王，其口号历来是“进攻路线”，中共岂能两样？当时共产革命只有苏俄模式，亦即占领中心城市，再赤化全国。中共别无其他参考系，当然只能按那模式照猫画虎。而且，从马列原教旨来说，中共革命既然据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当然只能在产业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市爆发，盖“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财产占有观念，而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只有毛泽东那不懂马克思主义乃至任何一种西洋学说的旧文人，才会把“无产阶级”当成“无产者”的同义语，以为“山沟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因此，既然要干共产革命，对马列原教旨略知皮毛的中共领袖们，当然只可能坚持“城市中心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临时中央才会在1932年1月9日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要求中央苏区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将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联成一片，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而毛泽东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这个总方针。

如前所述，据国内学者研究，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 的“理论”，是在长征后才形成的。的确，如毛和临时中央就东征福建一事爆发的争吵证明的，他比中央更左更热昏，甚至认为国府已经丧失了进攻苏区的能力，红军应该结束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胜利（详见下）。在中央苏区时代，他并无反对攻打所有大城市的一般性想法，只是就事论事，在具体战役策划中出于现实考虑反对攻打某一具体城市罢了。例如他反对攻打赣州，并不是从理论上指出不该攻打大城市，应把经营重点放在农村，而是说赣州乃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 给出的完全是具体的战术上的理由，根本不是一般性地论证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战略理论。

1932年3月间，就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发生争论。中央局多数人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而毛主张红军向东发展，进入闽东南，打开局面。过后他向官兵解释，那是因为沿赣江向北发展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因为国府剿共大本营就在南昌，向西发展有赣江阻隔，不便大军行动，向南发展则会与遇到广东军阀，云云。

这当然符合避实击虚的兵法，可惜与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相干，也谈不上什么反对城市中心论。在上海中央看来，毛这种考虑当然是为强敌吓倒，害怕中央军。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就连有的现代学者，都还认为张国焘在草地时反对北上是因为害怕胡宗南的中央军，何况当时的中共中央？

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其实反映了马列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原理，不能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必须作根本篡改。只是到了延安后，党魁们开始反思失败教训，才朦胧感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毛率先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并获得国际派的赞同。 这口号本身只表明了两个事实：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科学理论。真正的科学理论没有什么“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差距，在 “理论”与“实际” 之间没有鸿沟，不存在什么“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能脱离实际存在的理论绝不是科学。科学理论更不需要“本土化”——谁听说过“牛顿力学中国化”、“相对论中国化”、“进化论中国化”？第二，无论是国际派还是毛泽东，统统都是科盲，彻底缺乏现代常识。

吊诡的是，正因为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没有马列思维定式对思想的束缚，所以，只有他那个“穴居人马克思主义者”（“Caveman Maxist”，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准确评价），也才有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所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将20世纪的“城市中心论”篡改为中古的“农村中心论”。

但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之间那深如河汉的鸿沟都懵然无觉，于是双方便作了许多无谓的口舌之争。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明到哪儿去，根本不是官修党史说的那种黑白分明的“路线斗争”。过去没有这种无聊吵闹，乃是因为毛泽东在根据地中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但自1931年起中央大员纷纷进入苏区后，毛泽东和他们的权力冲突就必然要与政策争论搅在一起，双方都要用“正确路线”包装自己的政策主张，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

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25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刊》上，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

毛泽东反唇相讥，5月3日，他覆电苏区中央局，指责：“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园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这番吵闹，实质是毛和临时中央比赛谁更左。毛告诉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我，而是你们。三次反围剿以及日本出兵，使得统治者们特别是蒋系遭到了重大打击，现在他们对我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发动大规模围剿了。所以，我们现在决不能再在内线防御，而要采取外线进攻战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

可见当时毛泽东的脑袋热昏到何等地步，甚至超过了临时中央，根本就不是官修党史上那个英明睿智的天才。

中央当然不愿作“右倾机会主义者”，于是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忠于上级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周恩来等人，当然也只会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

在宁都会议前后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争吵，与此前的无谓吵闹的区别只在于两点：第一，权力斗争的成分更浓厚。第二，从大局来看，毛泽东明显错了。

1932年6月间，国府发动了对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作为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序幕。到了8月间，两个苏区的情势都极为紧急。为了逆转这被动局面，上海临时中央更加希望红一方面军采取“进攻路线”，迫使蒋介石分兵，以减轻那两个苏区承受的压力。这想法的产生很自然，与中央在1935年1月间命令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倾巢而出，策应红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顶不住国军对西北的进攻，要求刘邓放弃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如出一辙。在此背景下，苏区中央局于6月17日通过决议，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

然而毛泽东虽然在周恩来等人的批评下，“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 同意了红军主力北上，举行乐安、宜黄战役，并在是年8月间攻克乐安、宜黄等城，但他内心深处并不可能解除与中央军交战的恐惧。因此，当苏区中央局于9月7日批评一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命令“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毛便反对这一方针，建议让部队休整，分兵发动群众。周恩来同意了他的主张，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联名复电，反对袭取永丰，声称部队需要休整，并已分兵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此后周在毛的鼓动下，无视中央局频频来电催促，一直按兵不动，无所作为。

1932年9月中旬，张国焘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并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临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将该电转给当时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然而周毛等人在得知四方面军作战失利之后，除了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两次去电，用三次反围剿经验教导他们怎么打仗，甚至指责他们不会打仗（“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之外，仍不采取策应行动，坚持要在当地分散兵力，赤化南丰、乐安地区。

9月 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等人，指出他们的行动方针“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呼应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和河西红十六军、红八军的行动，“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行动计划，声称：“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9月26日，中央局致电周毛等人，要他们攻城打援，并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再度反对他们“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的方针，指出那不但会失去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机，而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同日，周毛等复电中央局，流露了对中央军的惧怕心理，声称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同时强调说：“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9月29日与30日，苏区中央局连续致电周毛等人，批评他们分兵扩大苏区的方针“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个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在收到中央局如此严重的警告后，周、毛等人仍然抗命不从，于9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祭出毛“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法宝，声称“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直接否定了其他苏区策应鄂豫皖的可能，并再度为四方面军慷慨免费提供战略指导：“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人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至此，中央局忍无可忍，终于决定暂停军事行动，立即在前方开苏区中央局全会。这就是在1932年10月间召开的著名的“宁都会议”。如所周知，毛在会上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最后被解除总政委职务，专任政府工作。在我看来，中央局给毛这点微不足道的处分完全是应该的。

首先，毛泽东煽动周恩来抗命的理由，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直接违反了他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原则：如果敌军真的非常强大，威胁到中央苏区的存亡，那么他就不该坚持在大敌当前时分兵作群众工作，赤化新占领地区，因此也就不能说中央局指责他“轻敌”毫无根据。反过来，如果敌军并不是那么强大，或至少未对中央苏区构成威胁，那么他煽惑周恩来违抗中央局的集体决定，拒绝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以策应四方面军，就完全是错误的。

其次，若从全局来看，一方面军绝对有必要迅速采取大的行动以吸引国军注意。此时湘鄂西与鄂豫皖苏区都陷入危局，红四方面军（时称四军团）与二军团（当时改名红三军）濒临灭顶。为了营救友军，一方面军冒一定风险、甚至作出一定牺牲是应该的。后来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一方面军，不惜扔下川陕根据地南下，为何一方面军就不能作这种牺牲？红一方面军若能像后来第四次反围剿那样，以佯攻城市调动敌人，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消灭中央军的一两个师，必然能引起蒋介石注意，分散国军对其他苏区的压力。

毛泽东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似乎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虽然中央军尚未对中央苏区构成威胁，起码没有严重到红军必须迅速集结兵力准备应战的程度，但他惧怕中央军，不敢与之交战，更极度自私，不愿为营救友军损耗实力，因此力持“其他苏区策应无效论”、“不打无把握之仗论”、“中央军吴奇伟部不比高树勋部论”。这就是他为何在宁都会议上遭到大多数人批评后仍固执己见，不同意改变既定方针，出击敌人。这不能不说是只顾自己利益，不顾革命全局的本位主义。

更何况大多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批评都有相当道理，例如说指责毛的“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说毛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等，不能把这些批评一概斥之为“左倾”。

须知兵无常法，该在内线还是在外线作战，必须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所谓“诱敌深入”，无非是将敌军诱入内线，寻机歼灭之。它不过是一种战术，有其使用范围，岂能绝对化、固定化为永恒不变、放之一切情况而皆准的神圣原则，万应灵丹，普适公式？

毛泽东这主张是根据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来的。无非是因为敌强我弱，进行内线作战能充分利用己方的天时地利人和，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敌军决战。此乃普通常识，并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想出来。伟大领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在三次反围剿中，担负围剿任务的国军乃是大杂烩，主力是杂牌。军阀部队为防止蒋介石吞并，从来只想保存实力，对红军作战并不积极，因此行动迟缓，各怀异志，由此导致敌军行动不同步，彼此之间呼应不灵，甚至互不策应救援。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当然可以抓住战机，歼灭冒进深入的一部敌人，则余敌自然胆怯而退。

但这战术也有弊端：首先，若一定要等到敌军深入才作战，则很有可能误了战机。围剿军总是先在外线的出发阵地完成集结，然后再向苏区内线推进。这集结过程一般不会同步。若要死抱着“诱敌深入”的框框，不敢先发制人，打出外线去，突袭并歼灭先到达出发阵地的某部敌军，借此打乱敌军的整个围剿部署，而要坐待所有的敌军完成集结后深入己方领土后，才去寻找歼敌机会，那就有可能贻误了战机，被迫与具有局部优势的敌军作战。

其次，在内线作战，对境内的经济和民生破坏极大。尤其是红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残民方针，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若旷日持久，则本来就贫瘠的苏区绝无可能持续支撑沉重的战争负担。而这就是第五次围剿中发生的事。

最后，“诱敌深入”之所以能奏效，其前提是敌军有长驱直入的意愿。若敌军并无此种意愿，而是采用第五次围剿那种步步为营的战术，任你引诱也不上钩，则红军主动后撤，就只能自行帮助敌军减轻推进的阻力。这就是第五次围剿中面临的不可解决的难题。

其实，毛泽东把“诱敌深入”当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生命线与幸福线，只反映了他思维能力的窳陋。他没有理论能力，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出一般性规律来，这才会把“诱敌深入”的战术当成一般性战略原则加以鼓吹，却看不到真正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是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所谓“夺得主动权”，乃是“迫使敌人以我期望的兵力，在我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我作战”。毛过去采用的“诱敌深入”之所以奏效，恰是因为它满足了这一点。但“诱敌深入”既不是“夺得主动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换言之，诱敌深入未必就能夺得主动权，不诱敌深入也未必不能夺得主动权，迫使敌人在我选定的战场上与我作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区中央局大多数委员批评毛泽东是“等待主义”、“守株待兔”，并非毫无道理，而他们提出的佯攻乐安，围城打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敌的设想，也不是毫不可行的。事实上，第四次反围剿就是采用了此策，取得了红军自创立以来的空前大捷。

至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更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如所周知，毛泽东对“洋房子先生们”极度轻蔑鄙视，傲岸自雄，桀骜不驯，专横跋扈，而且好弄权术，任人唯亲，专一培育扶植私人势力，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提拔道德品质极差的阿谀逢迎者（如李韶九、刘士奇等人），铁腕整肃胆敢反对他的鲠直之士。这种作派在收拾李文林、江汉波等土鳖时都引起了强烈反弹，打“ＡＢ团”与富田事件的血腥屠杀，使得苏区党内军内怨声载道，积怨累累。中央大员进入苏区组成中央局以后，当然迟早要对毛泽东这套霸王作派产生强烈反感。

正因为此，毛泽东煽惑周恩来按兵不动，在友军陷入危难时专注于分兵赤化新苏区，不过是促使中央局委员们早就积下的一肚子气爆发的导火索罢了。在宁都会议召开前的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说：

“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这就是为何远在上海、不和毛泽东直接打交道的临时中央的态度反倒比苏区中央局的温和得多。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央还致电苏区中央局，指示：

“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来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

尽管中央作了这指示，苏区中央局还是公然抗命，撤了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可见毛泽东在苏区真是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其实这点处分真是微不足道，与他整肃政敌的毒辣手段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他却刻骨铭心地衔恨一辈子，似乎受了什么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人从来有高度文学夸张的才能，什么“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就是代表作。宁都会议自然也不例外，他后来说什么：

“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这些话完全是危言耸听。可笑的是媒体至今还把这些极度夸张的话语当成信史传播。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