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高校新章程

高校的新章程其实是儒家思想的复辟。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中国有这么强的生存能力？因为，统治者太霸道。儒家利用了这种霸道为自己捞好处的同时，也使统治者更加霸道。从根上说，儒家不是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只是乱世中苟且偷生的手段。为此，孔子“出疆必载质”，就是周游列国时，见到国君就上贡，看看人家能否给个官？要是遇到哪个国家有难，赶紧躲是非“危邦不入，”“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孔子的解释是：小康社会，就得这样。到了汉代，叔孙通把这个手段推进了一步；遇到听话的皇帝，好好的拍；遇到危邦，则捣乱，加速它的灭亡。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秦二世召集精英们，商讨对策。人人都据实回报，叔孫通却极力阿谀奉承。结果秦二世处罚了别人，却给叔孙通升了官。不实的汇报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这就是他把孔子的学说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看到昏君以后，脚底下使绊；现代的高级黑，低级红，就是这条儒家路线的继续。此后，叔孙通先投项羽，后随刘邦。司马迁称他为汉家儒宗。

网上能够看到，孔家在各次改朝换代时的所作所为。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拍’字真言。 从宋代开始，金人来了拍，蒙元来了拍，明朝来了拍，李自成来了拍，清朝来了拍。这岂非一个为了自家利益，寡廉鲜耻的家庭，正是这个家族使得中国的落后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上，凡是儒家文化被轻视的时代，科学就容易抬头，比如春秋战国时代，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因为这种时代的精英们，追求的目标不是权势，而相对来说是真理。各种文化都有一个根本的评判标准，中国是修齐治平，西方是上帝，上帝是个未知数X，各家不断的追寻这个未知数。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无论是达尔文还是哥白尼，都相信上帝。或者说，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寻找上帝的规律，这种追求促使欧洲在人类的科技进步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经过欧洲人不断的解释，上帝已经变成一个永恒的真理。但是，这个绝对真理是人类无法完全认识的。个人能做的，就是用某种方法，比如数学，实验，语言，艺术等等方法，向人类展示了这个绝对真理的某个侧面。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叫做进步。从古希腊开始，学者们就将各种问题不断提出，那些难题都打着神的旗号公布于世。后来，很多难题逐渐被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难题又出现了。与此同时，中国在干什么？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告诉你，遇到难题，眼不见为净。难题不能当饭吃，而马屁拍对了却可以光宗耀祖。

出土的商代卜卦文献说明，那时的人们应该信神。但是，周朝以后，事情有了变化。统治者开始不信神而相信自己了。他们造出一个‘圣’来，逐渐取代了神的位置。而这个圣，其实就是除了周公、孔子、孟子以外，所有的最高权利者‘圣上’。这一下，问题就大了。因为，神不犯错误的前提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对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上帝面前，你可以要求人人平等，但圣人面前，你敢和他平等吗？此外，神的存在，就是让每一个人有所敬畏。尤其是，让独裁者有所敬畏。也许，这就是造成西方民主的根本原因。圣既然也是人，就要对所有的问题给出答案。他们就只好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以自己的管见随便一说，因为他有枪，你不敢否认，于是，他就成了圣人。我们知道，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但‘圣’却是不能出错，十全十美的‘完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办法就是掩盖事实，杀人灭口。而儒家的作用就是为这种脏事‘文过饰非’。下面看看圣人是如何利用原有的科技成果打造自己的。

礼记是儒家经典，儒教又称为礼教。孔子认为：礼是用来掌握火候使人做得恰到好处的规矩。礼记是告诉人们行事的最佳选择；从早上鸡叫开始，洗脸漱口，做饭，请安，打嗝，打喷嚏，伸懒腰，流鼻涕，身上发痒都有规定。走路男右女左（撞上怎么办？）吃饭的谷物有6种，饮料有6种。对饭菜怎么摆放都有说法。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吃什么都有规定。夜晚叫的牛，它的肉是臭的。毛不好看的羊，肉一定膻。60岁的人，没肉就吃不饱。70岁的人会经常饿，所以要准备零食。（礼记.内则）

从这些记载看出，礼其实就是把的一些过去的认识固定下来，让后人不断重复。如今，从报时器开始就不是鸡叫了。而且谷物、饮料也不是六种。越老吃肉越多，那是胡说八道。如果真的按照礼记上的说法去做，现在的中国可能什么都不是。比如，宇航员在24小时之内可能环绕地球十几圈，算是几天？按照礼记的规定，24小时内要洗漱、请安十几次。所以说，凡是想做圣人的人，一定是集以往的经验于一个平台，让后世不断模仿。最终，形成一种全民的迷信。圣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产物。

正是这个缺陷使得发达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中国。他们的策略是让所有的人，按照自己的感觉，寻找打破常规的路径，最后是：我消灭你，和你无关。为使人人得到发挥，他们不断的研究，是否出现了某些局部的迷信？或者说，某些个人没能从自己真实的感受，而是受到某种思潮的影响后发表看法。比如，在决定一种药物的效果是否真实可靠时，使用的‘双盲实验’。懂得了这个实验，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民主国家竞选时，要有严格的法律规章，目的也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把自己的独立见解，用选票来表达，以此寻找整个国家最佳的发展方向。治理国家，最难掌握的就是民心，首先，民众往往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想要什么。其次，每个人表达同一件事的方法就不一样，每个人听取同一文件的理解也不一样。再其次，只要在民众表达意见的同时，稍加干预，那么就会有人说实话，有人说假话，还有人说骗话。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决策。任何国家的决策都要有一种依据。民主国家的依据，就是老百姓在想什么？而集权国家，依然按照‘修齐治平’的方法来治国；认为只要有道德的人掌握着政权，国家就一定欣欣向荣。而事实上，以‘修齐治平’作为保障的观点，既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实验基础。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情况是集权国家，实际上是不考虑民意，只按统治者的意愿发展的国家。这种国家依然是按照礼记的做法，将某一时刻；一般是建国以前的科技成果作为治国之本，制定各种限制。因为，这种国家需要圣人，而建国时的领袖就是圣人，他制定的一切就不能更改。这种做法，正好就是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的最佳切入点。

集权国家的统治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百姓，那么，事情就真的就能够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吗？非也，当人民没有发言权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非正常渠道发言。比如，用脚投票，阴奉阳违等。据说，文革时，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某连长天天叫嚷：‘天天读’雷打不动。一天晚上，一只猪拱翻了火盆，引起大火。连长召集人手救火，可得到的回答是，“天天读，雷打不动！着个火算什么？”所以说，无论你变什么戏法欺骗百姓，到头来你会发现，你面对的将是一群骗子。因为，不骗你的人都被你排斥。就像叔孙通当年遇到的情况那样。

如今，政府在各个高校推行不带‘自由’的章程，其结果就是，各个高校必定会是按照儒家的模式，造就一个个的叔孙通。当经济繁荣的时候，阿谀奉承，当经济下行的时候，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