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去的右派身份,文革中为了自保父亲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但他依然保持着关注时事的习惯。在单位父亲负责行政和后勤,公家的报刊杂志由父亲负责保管。那时候"两报一刊"是代表党中央的权威刊物,所谓"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现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仍然存在,"红旗杂志"早已被新华社的"求是"杂志取代。父亲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睡前躺在床上边吸烟边看报,家里房间不大，满屋子都是莫合烟特有的气味。父亲不仅仔细阅读这些报刊，还把过期的“红旗杂志”按时间顺序装订好,整整齐齐收藏在箱子里以备查考，这些箱子就在家里存放着。
文革初期全国各地武斗激烈,新疆也未能幸免。我有一次在院子里玩耍,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头顶飞了过去,可以清晰地听到子弹在飞行中因空气摩擦而发出的哨鸣声。我的同学,刚走下公交车就目睹一位候车民众头部被流弹击中,当场毙命。这位同学后来当了兵,虽然在部队打过靶摸过枪,但真正体验到真枪实弹的环境,却是文革时期的孩提时代。
国家的正常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几近崩溃,政府为此在全国实施了军管。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所有单位都派住了军代表。伴随着军管,政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生产生活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父亲是闲不住的人,乘着这种变化,父亲开始为单位基建忙碌起来。那时找专业人员设计图纸已无可能,父亲弄来相关资料,自己边学习边摸索着画施工图,父亲图纸中的砖体错口搭接及灰口接缝十分逼真,还有那把精致的德国计算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父亲回家,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父亲的眼睛失明了。全家都被这情景吓坏了，家里人搀扶着眼盲的父亲来到医院眼科,医生查看了眼睛并询问父亲最近都干了些什么,父亲说在单位忙着监督施工,经常在现场看工人干活，有时也看他们电焊。医生说这就是眼睛失明的原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以后要注意,那东西不能用眼睛看，要是经常看，眼睛就真瞎了。父亲在家躺了好几天视力才得以恢复。
文革中各种物资供应都相当匮乏,那时候三种职业最吃香:医生、司机、营业员。所谓"手术刀、方向盘、售货员"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因为这些职业都能为家里搞到市场上见不到的紧俏商品。父亲在单位主管行政和后勤,为职工谋福利是他分内之事,好在防疫站有这种便利条件，父亲不是医生、驾驶员,但时不时也能为职工弄来油炸蚕豆, 牛、羊、猪下水之类的福利。有一次临近春节,父亲为职工搞到市场紧缺的鸡蛋,不过这些鸡蛋是破碎的,蛋黄,蛋清及蛋壳混在一块儿,里面还夹杂着一些鸡粪,结成一块块冰砖,需拿回家把冰块化开,将杂质清理干净才能食用。那是我从没见过的鸡蛋。
生活在新疆的很多汉人都不吃猪肉,我也有这种习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许多东西是凭票供应的,我记得猪肉是每人每月半公斤。父亲单位分了猪肉罐头,家里像过节一样,姐姐哥哥都期盼着晚饭的那道肉菜,我却拒绝享用。父亲强迫我吃,我夹一筷子塞进嘴里,猪肉特有的腥味熏得我肚子里翻江倒海,一回头,已经吃进去的饭菜洪水般从口中泻了出来。父亲自此再没强迫过我。若干年后到内地上大学,才逐渐改掉不吃猪肉的习惯。
父亲在单位兢兢业业,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得罪一部分人、伤害他们的利益是自然的。一次父亲下班骑自行车回家,遭到守候在半道上的七八个年轻人拦截,他们一拥而上,拳脚加上棍棒,父亲很快就失去知觉。幸亏那时已实施军管,被正巧路过的解放军巡逻队撞到,在解放军战士的喝阻下这些人一哄而散,父亲才从死神边缘捞回一条命。父亲在医院整整躺了一个多月,至于围殴他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受到谁的唆使,父亲直到病逝也不清楚。父亲只是一名小人物,制造这起事端的幕后黑手多半也应该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些人如此疯狂地热衷暴力,最终能得到什么好处吗？事实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老百姓互殴最后受伤的永远是老百姓，文革就是例子。
我的两个堂弟在江苏老家由奶奶带大,奶奶给他们讲过很多父亲学生时代的事情。父亲抗战期间就读于国立二十一中,这所学校是由抗日名将王仲廉创办的。他看到苏鲁豫皖沦陷区的适龄青年大量失学,专门创立了这所中学,他本人亲任校长。这所中学当时享誉全国,几乎成为中国抗战的一张名片,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才发现它在当时名气如此显赫。父亲就读这所学校时才十四五岁，随学校一路向西，风餐露宿辗转至陕西蓝田县。我从堂弟那里知道父亲这些事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
关于父亲学生时代的事情,他直到去世都没在我们姐弟三人面前提过一个字。抗战时父亲正处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我猜父亲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大概就是那时候吧。也正是因为学生时代给父亲留下的美好印象，他才毅然决然地选择再次来到西北。可惜解放后政治环境已经彻底改变,父亲学生时代的经历应该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了?他本人已经因言获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知道太多而重蹈覆辙。
我相信父亲身上的许多品质是抗战时期养成的,因为他接受了那个时代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