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2012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经王岐山的带货后，可谓洛阳纸贵。其重点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反弹。”，“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因此，中国不能继续改革，否则会导致真正的革命。

所谓的革命造成人性反弹，那是法国革命。修昔底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人们这种革命带来的只有愚昧，蛮横，无知。托克维尔仅仅复述一遍而已。但中共革命的历史让这些人跳不出这个陷阱。真正的答案在奥地利学派的文献之中。他们总结了亚当斯密，休谟等人的观点，将经济与道德完美的结合了。

柏拉图、《礼运·大同》、托马斯·莫尔、五斗米教和马克思等等，设想过各式各样的人间天堂。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只讨论财富的分配，不关心财富的来源。这个漏洞使得问题的性质彻底改变。米塞斯说：“社会利益与得到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社会并非要求个体牺牲个性的恶魔。正好相反，社会是使每一个人获得福祉与快乐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是个人得到生存与进步的，最合适的武器。社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满足人的所有欲望的最佳手段。”

个人主义发挥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阶段，就会和谐、稳定。米塞斯说，“人们并不因为互爱而分工合作，他们之所以合作，因为合作对于他们自己有利。使人不得不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不得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不得不以和平的协作来代替敌对与冲突的，不是爱，不是仁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同情心，而是正确地解读了自私。”

真正能够杜绝各种邪恶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个人主义：米塞斯说，“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瓦解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古老法律、陋习和偏见，并把那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行会陈规、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工业革命的出现并非一两个发明家的功劳，而是制度解开了发明家的限制。

真正可恶的是依靠权力不劳而获的人“一个社会，如果弥漫着对劳动的厌恶，就会堕落成由心怀仇恨、互相谩骂和愤世嫉俗之徒组成的大杂烩。”厌恶劳动的左派，用贫富差距挑起社会的动荡，从而乱中夺权。《21世纪资本论》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抱怨当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要用权力夺走富人的财富。这就是左派的一贯伎俩。这种做法曾导致共运的出现，一亿多人为它无辜的死去。归根结底是因为左派厌恶劳动。只有弄清楚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好逸恶劳才能保证意识形态不再害人。中国人说，“现代社会只有纳税阶级和食税阶级之分。”真正的剥削，是食税阶级对纳税阶级的剥削。它才是当代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过于庞大的政府官僚集团。就是食税阶级。他们消耗了大部分税收。而所谓的资本家，是纳税阶级，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整个世界就回到狩猎捕鱼，拾柴挖蕨的时代。中共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扩大食税阶级，打压纳税阶级，迫使中、外资本家纷纷跑路。闭着眼睛也知道它的结果一定是回到毛时代；加权平均分配的时代，权重高的贵族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的时代。低端人口的免费医疗，教育永远停留在概念阶段，住房只是由于改开这些年，纳税人的遗产而缓解，但你必须出卖自由。这就是没有资本家社会的写照，相反，如果到处都是资本家，人人都得到有尊严的收入，社会根本就不需要政府。

所有的左派都是使用权力，掠夺财富。梁山好汉使用的是短时间内杀人的权力。而现代左派则利用国家机器剥夺纳税人的财富。因此，哈耶克说，“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要比只有掌权后才能变成富人的世界要好得多。”因为，真正的富人是依靠投资发财，投资就是创造财富。或者说，资本家掌权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保证创新不受干扰。因此，他们比掌权后再发财的人更有利于纳税人，更不利于食税人。即便在美国，我们也能看到财富与权力的斗争，财富集团与官僚集团的斗争。某些地方法院，用权力拿走资本家的财富，迫使他们在大选年失去财富优势。形成心理上的打击。而使有权力优势一方就能更好的发挥。玩弄权术的人，永远用贫富差距来掩盖“食税人与纳税人”的真相，以混淆劳动者与寄生虫的区别。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表面的贫富差距上，这些人，就好像寓言中说的：狐狸为两只小熊分一张糖饼那样，不断拿走双方的利益。这就是加权平均分配的由来。所以，马斯克说，“ 没有权力撑腰，资本只会讨好顾客和员工，哪敢恣意妄为？ ”

所有发达的社会，都是弄清楚“食税人与纳税人”的关系后，才走上繁荣的。所有贫穷国家，都是靠挑动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来获取加权平均分配的权重。这种国家即便偶然获得外财，也不会长久。前苏联就是典型的案例。被“共产主义”洗脑的一代人，在解体后，不懂得经营，依靠权力一夜暴富，以为自己永远是富人，任意挥霍，使整个国家堕落。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二手时间》中有一段描写这种人：“疯狂致富！但就算是赚到所有钱，他们也无法给自己买来幸福，买到爱情。爱情就像胡萝卜，清贫的大学生是有的，他们这些富豪却没有。这不公平！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拥有一切：乘着私人飞机去任何国家看足球比赛，到纽约看音乐剧首演。--把最漂亮的模特拉上床，把美女们带到科切威尔去滑雪——整整一飞机姑娘！--用香槟给少女洗澡……这些他们都玩腻了，还觉得无聊。莫斯科旅行社就为这些客户提供特别的娱乐，例如，在监狱里待上两天。广告上写着：“你想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过两天吗？”囚车将他们送到弗拉基米尔城，送到这座城市最可怕的监狱。他们在那里换上囚服，在院子里被狗追咬，被橡胶警棍击打。全都跟真的一样！把他们像鲱鱼一样塞进又脏又臭的厕坑囚室。他们觉得这很快乐，觉得这是一种新鲜的感觉！花上三五千元，还可以玩“流浪汉”的游戏：换上想穿的衣服，化装成乞丐，沿街乞讨。当然，身后不远处的角落里肯定要有私人保镖和旅行社安排的护卫。还有个套餐是面向整个家庭的：妻子扮演妓女，丈夫扮演皮条客。很好玩！花钱不仅可以买到汽车、房子、游船，还可以买到杜马议员的位置，还有人的生命……如果不能活得像上帝，那就活得像乞丐！他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天真，他们也都梦想着做个好人……他们许诺过“用铁腕把人类驱赶到幸福中去，驱赶到人间天堂去。”不难想象，这种国家会动员起什么样的军队。

这也是中共权贵在改开四十年的缩影，只不过，中共权贵依靠低廉的人工发财，而俄罗斯权贵依靠石油发财，发的都是横财，都不理解现代文明。对比李嘉诚2016年撤资大陆，2023年撤资香港。当时的恒大、碧桂园、中植仍然在权力的庇护下享受着空虚。如今，李嘉诚的楼盘没有一栋烂尾，股票，没有套牢任何人。更没有留下几万亿的负债，让全国人民负担。这就是运用权力与运用财富创新的差异。

休谟认为：在设计制度和宪法的时候，应该把每一个人都假设为无赖。制度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而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尽管贪婪，却依然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休谟以前，其他天堂的设计者都认为，公仆应该是天使、完人。结果，没有一个成功的。相反，1980年，古巴将大量的低端人口赶到美国。没有了权力的盘剥，这些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者，在迈阿密创造出今天的繁荣。它验证了自由女神脚下的那段话：

请把疲惫、贫穷交给我，还有你们渴望自由的集体焦虑。

虽然在拥挤的海岛，你们曾被当作垃圾；

无家可归、饱受风雨的侵袭。

但只要踏上这片土地，

我就在金门旁为你们把火炬高举。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sed,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所以胡适说，“坏的制度能使人变成鬼，好的制度能使鬼变成人。”什么是坏的制度？用权力掠夺财富就是最坏的制度。正是理解了这些，文明才在对抗野蛮的战争中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