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

上访

当下中国有不少新发明，上访就是一个。在古代，如果有人蒙受冤屈，可以到衙门去敲门口的大鼔，让县太爷给解决问题。到了民国，县里有参议会，选举当地有影响的人物组成，专门保护本地人的利益，还有法院，法官都是大学毕业后再经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后才有资格担当，推事（就是法官）的任命也很苛刻，绝无饭桶。所以，老百姓一旦有冤屈，是可以找到地方申诉的。

但在新中国，情况有点不同，七品芝麻官算是县长或是县委书记，那是很难见到的，大门也没有大鼓可敲。报上曾登载，一位当地县中校长找县长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县长说，我要开会，校长拉开专车的门想递上文件，请县长赶快签字，结果是立马给带上手铐。

我的一位学生在公交车上遇到的一个情况很值得思考，两个外地人上车买票，说是来北京上访，那司机立刻停车叫他俩下车，接下来是双方都打110，警察来到，把上访者接走了。如果他们到了旅店，情况更糟，对口省的截访人员的办法更厉害。

我在1979年也曾上访，其经过也很值得记录下来，算是一段历史。在东北黑土地过了19年后，承蒙上面发下了文件，给右派摘帽子，反革命身份也就得以平反，恢复公民身份。法院的平反裁定书上写明，善后问题由原单位解决，就是当时的钢铁学院。因为1960年，虽然已念完5年课程，但毕业文凭扣在学校，所以原单位就是钢院。

第一站，钢铁学院落实办，全名是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是位穿军服的中年妇女。我说明已平反，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但回答很干脆，钢院需要人，但不需要你。这样，按规定每天一斤粮票，一元饭钱都免了。幸亏弟弟将他和妻子两人的粮票让我也吃，不至于像各部委门口和永定门护城河两岸大批住在纸板窝棚里的上访人员那样，要爬进爬出，在窝棚旁边煮饭了。

在校长办公室门口，见到副校长，他只能说，你们右派枪毙了两个，我告诉他，活着回来的还有6个反革命。

第二站，到教育部，信访办的回答很简单，钢院属冶金部管，我们不管。

第三站，冶金部信访办，回答是，大学归教育部管，我们只管厂矿。

第四站，北京市委信访办，这个办很奇怪，很像过去的当铺，柜台很高，有一个小窗口，我必须仰面和里面的小姑娘说话，她则低头对我说，谁叫你来，找谁去，然后把小窗口一关。

第五站，科技部接待站，听完我的情况，回答是，按规定，原单位不需要，可以找其他单位，如果需要了，就可以回城，但我们无权要求钢院为你落实政策。

第六站，光明日报读者接待站，听完我的经历，回答是，你写一份简单的情况，一式四份，我们转给市人大，胡办（胡耀邦的办公室，他负责落实工作），我们留档。就是这次上访出了新情况，那份给胡办的材料转给钢院了，上面是按照原来58号文件的规定，原单位需要的，可以落实，原单位不需要的，回原地落实。原地就是劳改的地方。

钢院落实办的副主任拿到我的材料，说，你能写，我就能送你走。于是赶快安排出差人员送我去黑龙江，此时已是79年冬天。没人愿意去那冰天雪地的地方，所以，这个计划就拖下来了。这些情况是我的一个担任系总支书记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还说，他们正在想法派人到你的家乡安徽去落实，你可以根据不对口，就不要签字，就可以继续等待机会，在安徽，大概很难找到金相学方面的工作，（我的专业是金相热处理）。

这位同学带我去钢院人事处，希望处长能安排一个吃饭的活儿，那位处长靠着转椅，双脚放在办公桌上，回答也很干脆，我们不需要人。

从3月份到北京，到此时已是初冬，弟弟每月56元的工资，再增加我的开支（吃饭，衣服，车费）实在很困难了。但是只能坚持。在这期间，靠弟弟的关系，找了三个单位，一个是北京建材局建材研究所，技术文献翻译，第二家，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也是科技翻译，第三家，首都汽车公司，热处理技术员。三家都是拿不到钢院扣住的户口，无法办理人事关系。这家公司的总工程师是我弟弟的好友，他无法让我到他的公司干活，但却有一位老朋友在冶金机电学院当党委书记。在中国，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是最高领导，拥有最高权力。这位总工程师写了一封信让我和弟弟给这位党委书记送去，特别嘱咐要晚上送到他的家里。

见到书记，他看了信，只说，我们学校很小，怕你屈才，我说，只要有饭吃，什么活儿都行。他写了一个条子，让人事处长给我安排一个活。

事情到了这一步，算是大体有眉目了，但是以后的情节非常丰富，那处长看了信，第一句话是，你和书记是什么关系？我说，没有关系。然后，他带我到钢铁学院分院，想推到那里，但是对方的回答很妙，这样的人我们不要。看情况，北京的人事部门是有一个统一计划，拒绝平反的右派回城。这个人事处长有点为难，不想要，但书记要安排一个活儿给我。这个活儿又不能是当清洁工，怎么办？他问，你能干什么？我回答，能教英语，于是就有了考试，通过后的试讲，在得到副校长的认可后（他是大科学家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弟弟）总算是可以接收了，派这个学校统战部长去钢铁学院要我的进城指标，但是又被拒绝了。

到了这时，我找到当年给我判刑，现在又为我平反的北京中级法院，他们专门设立一个接待室，回答有关法律问题。我去那里讨一个说法。接待我的恰好是19年前和我关在北京看守所同一间牢房的北大法律系的一位助教，当然如今是法官了，我们彼此没有打招呼，听完我的话，他像老和尚那样说，坚持下去必有好的结果，这是第七站。

第八站是在钢院我的那位同学的家里，他调到冶金部担任人事司一处处长，是专管部属院所的，当夜，钢院落实办的那位坚持送我去黑龙江的副主任就去我的那位同学的家，这时是去见顶头上司了。他说可以给我落实政策了，但没有进城指标了，上司说，凡是平反的反革命都有恢复工作的指标，怎么没有他的。上司没有追问这个指标到哪里去了，但是他有权给我一个进城指标。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落实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蒙受19年的冤案，但是想活下去却是如此艰难，如果没有这位同学帮助，北大那位助教所说的好结果何时才能到来。说起来也巧，当年在第二次反右时，上面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也是我的这位同学完成的。他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个班（金相60.2班）共划定三个右派，我是第二名，出身伪官僚，其他二人都是地主。

这就是我的上访，从1979年3月到1979年12月，经过了9个月。外地的农民怎么能熬得了这么长的时间，截访办的人早就把他赶回老家了。

我们的现实就是如此，虽说可以造大飞机，航母，火箭也上天了，可是什么时候对待老百姓的事情也能赶上飞机、航母、火箭的发展速度，才是真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