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往事 - 歪打正着（中）

前尘往事 – 歪打正着（中）

            1973年春天，我从崇明被抽调回上海当工人。那时候，伟大领袖还在念念不忘地呼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过那时候他的接班人副统帅已经出事儿了。想必这件事对老人家打击沉重，自己千挑万选指定的接班人，明文写进党章，全国人民天天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怎么料得到他会想在背后捅皇帝的刀子呢？事败出逃，折戟沉沙，让伟大领袖情何以堪啊！ 所以尽管“进行到底”的口号还例行高呼，毕竟中气不足，政策上也渐渐向宽松转移了。

            宽松的结果就是知识青年不必“扎根农村一辈子”，可以回城当工人了。我被分配到冶金局属下的901厂。这是一个编号工厂，按理我这样的资本家狗崽子是不够资格进去的。但是厂里生产的铍、钛、硅等稀有金属技术落后国外几十年，还有什么“密”可保？大概上头自觉这个保密保得没趣，所以放宽政策，把我这种出身墨墨黑的人也招进去了。第一天上班，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个个兴头得了不得，来到卢湾区泰康路的分厂报到。我心中计算着从家里到厂里的距离，大概骑自行车二十分钟，想想都会笑出声来，今后下班，有的是时间，总算可以轧女朋友了。君子好逑，不是吗？

            厂长致欢迎词，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这一批新工人，全部安排在松江总厂，下星期一上班。”我的天哪！当头一盆冷水！那时候，松江地处上海远郊（与崇明同一地位），单程汽车需一个半小时，当天不能来回，必须住在宿舍里，一星期回家一次。901厂生产的稀有金属，过程中排出很毒的氯气，厂里一支当时全中国最高的120 米烟囱，就是用来排放氯气的。为此，厂址坐落在松江的郊区，四周全是农田。从农田到农田，这种“回城”所为何来？！但是生米煮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了。

            进了工厂，当起电工，屁股上晃悠着电工皮带，成天在车间里兜圈子。前两天看到63兄的博文，说在美国碰到跳电，电闸合不上去，花了40元冤枉钱。要是我在，那是小菜一碟，可以帮63兄省下一笔铜钿银子。工厂里八小时上班，空闲时间更多。我依然不喜欢打扑克，但轧女朋友的心思却是有的。问题是上海的女孩子挑选男朋友的标准之一：必须是当地人。我在松江工作，一星期才能回市区一次，那已经落入半个外地人的层次，哪能入得妹妹们青睐？在同一个厂里找吧，冶金局的工厂阳盛阴衰，女孩子寥若晨星，多数是名花有主，也轮不到我。那时候上海的年轻人结婚，男方必须准备“三十六只脚”。我月薪三十六元，还要奉养高堂老母，怎么省也省不出三十六只脚来。看来纵然君子好逑，物质条件不具备也是枉然。百无聊赖，只好重拾看闲书的旧营生了。

            那时候的看书，选择余地略微大一点。比方说批林批孔，孔子怎么讲的总得让吾伲工人阶级晓得吧？不然怎么批呢？于是乎，有了赵纪彬教授的《论语新探》，有了杨荣国教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这两位教授都是向来批判孔子的，这本是他们的学术立场，无可厚非，偏偏赶上政治的浪头，把他们拖将出来，胭脂花粉地打扮起来，当作批孔英雄般的供着。等到四人帮倒台，这两位又跟着倒霉。做学术的被玩政治的折腾来折腾去，这可算是中国特色，却又偏偏充满了悲剧色彩。有了这两本书，我又学会一套“反书正看”（也是我杜撰的词）的本事。赵、杨教授的批判文字匆匆掠过，着重看的是孔子及诸子的原文和一些训诂解释，这些书的价值就被看出来了。古人云“读书得间”，我的经验也算现代的无可奈何的“得间”吧。

            伟大领袖喜欢卖弄学问，一会儿叫人看《红楼梦》，一会儿叫人看《水浒传》，把几个粗人出身的将军像许世友之辈弄得晕头转向，对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这点花头骗不过真的读书人，所以伟大领袖最恨读书人，说“高贵者最愚蠢”，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劳改。有了御口金言点名《红楼梦》、《水浒传》，这两本书也就名正言顺地可以看了。我喜欢《水浒》，钟情里面性格鲜明的人物；对《红楼梦》则不甚恭维，觉得脂粉气太重。当然黛玉、宝钗教香菱作诗这一段很喜欢看，也郑重推荐给我们古韵诗社的诗友们，那可是金针度人，受益匪浅的。

            车间领导见我经常在电工间看书，有时候上头交代大批判的差事，就叫我去应差，写几篇批判文章。没多久，厂里大概见我文字还过得去，便借调我去厂宣传处临时帮忙。不需要在充满氯气的车间干电工活，我也乐得清闲。写大批判稿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找两张解放日报、文汇报拼凑一下就搞定。多下来的时间，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看书。不过要看一些从朋友处借来的好书，我还是不敢太放肆。便想出一个很妙的方法，把书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将抽屉拉开来看书，办公桌面上则堆满各种报章文件，作“努力批林批孔”状。偶尔领导走进来，我便恭敬起立迎接，顺便挺直身子，将抽屉自然地归位，不落丝毫痕迹。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从来没有失风过。可惜那年头不尊重知识产权，否则我可以去申请“安全读书法”专利的。

            大概74、75年左右吧，伟大领袖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各地停办的大学纷纷重新开张。我们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以为要考试招生，着实兴奋了几天，却马上被一条新闻醍醐灌顶。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朝阳农学院招生，考生张铁生交白卷，同时在考卷上撰文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届时主辽，一见大喜，赞为反资反修的模范，拍板录取。一时间，白卷英雄全国闻名，还有读书人什么余地呢？过了几天，上海戏剧学院也来招生。厂党委书记老钱对我印象不错，就推荐我去上戏的编剧系。名字报到局里，组织部找他谈话，劈头一句：“你什么人不好推荐，怎么推荐他？”老钱不解：“小伙子表现不错啊！”组织部：“他这样的出身，父亲自杀，叔叔在台湾政府当高官，有可能上大学吗？”老钱默然，回到厂里将宣传处应处长找去，关照他做做我的思想工作，不要灰心。应处长同我一讲，我马上表态一定继续革命，他颇为意外，但也松了一口气。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出身这么黑，有可能读大学吗？我感激钱书记和应处长的器重，他们是基层干部，良心犹在，看人还真是重在表现。文革后我离开厂子，同应处长也失了联系。今年年初，通过当年的同事联系上他，大家都非常兴奋，计划着我回国时好好聚一聚。谁知没隔几天，同事来电邮，说应处长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我闻讯泫然泪下，不知说什么好，从电邮中送了一副挽联去，表达对他的无穷哀悼：暌违三十年，方期重剪窗西烛；噩耗两万里，讵料遥对灵右灯。

            75年，我还放弃了一次机会。那是一家电子专科学校，来招自动化仪表专业的学生。我是电工，专业对口，车间领导也同意推荐。当时电工组的副组长也想去学，同我商量能否将名额让给他。我思忖他出身工人阶级，推荐上去一定能通过，我何必占着位子，最后浪费一个名额呢？就让给他了。他感激不尽，我也心安理得。出身这块大石头压在头顶，是永远挪不走的，心思放平，还是看闲书罢。从73年进厂，到78年离开，这一看又是五年的光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