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童工谈“人权叔叔”

血汗工厂童工谈“人权叔叔”

 --辛丑小杂感（三）

去年初始，国难家哀之际，不佞患上眼疾。医生认为情况严重，但原因却很简单，系用眼过度，以后少看电脑少看书即可慢慢恢复。古人云「一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疫情下“圈禁”在家，长日漫漫，何以消此永昼？那就改听书吧？于是遍搜网上的音频视频节目。在试听众多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和夹带私货的读书节目后，最终发现台湾大学宋淑萍老师的讲座最好，她的“《左傳》選讀” 和“《漢書》選讀”网课不佞全都听了，有些还不止一遍。宋老师不仅在学识渊厚，还喜欢在每堂课开讲前说几句“闲话”--谈点人生感悟，或讽喻时弊。

最近西方国家炒作新疆的“黑心棉”，多属无稽之谈，尤其是所谓的“种族灭绝”之说，这不是本文要展开的内容。只是由此想起宋老师曾讲过的故事。

对于执政者的评价是应该以道德标准，还是以执政者给其治下的百姓生活质量、自己民族的发展来评判呢？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值得玩味。对于管子的人品、道德和礼仪似乎没句好话，但总体评价却异常高，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宋淑萍老师在讲《左传》政治人物郑国的子产时，似乎也用了这样的视角。她在《形象子产》的讲座前花了五分多钟朗读一位巴基斯坦八岁童工的自述。窃以为值得所有关心时政议题的网友分享（无论您是否愿花时间读《左传》）。

该故事从4:50始，10:35止

如果没时间看视频而习惯一目十行的网友，可参考下列文字记录：

「八岁的孩子应该是在读书的，可是我在七岁的时候就做工了，我在一家地毯厂里工作，爸爸妈妈可以赚一点钱，我们孩子们都只能赚三餐饭吃，没有薪水。（你一定觉得好不公平哦！）我们的老板似乎很怕政府来查，他说巴基斯坦的法律是不允许我们这种小孩子做工的。因此，我们常常必须躲到树林里去，一旦被警察抓住，就会到监狱里去。听到有警察要来，我们就赶快逃走。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警察来以前，老板一定早已知道了。

有一天工厂来了一些看货的外国人，就在他们和领班谈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位拿着照相机在照相，而且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照我们这些在做工的小孩子。我觉得他很和善，就一直对他笑。照相的外国人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我告诉他：在我爷爷的时代，有一次水灾，爷爷的稻子全部都泡了汤，地主来收租金，爷爷没有钱，地主要把牛牵走，这头牛似乎是我们唯一的财产，没有牛如何耕田呢？而且爷爷和这头牛有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说他可以做苦工来赔偿这笔债，爷爷不识字，弄不清楚他欠了多少钱，可是他做了一辈子的苦工，我的爸爸也要做苦工，没有想到，我这个孙子还要做？都是为了那头牛！那个和善的先生说我可以叫他人权叔叔，因为他属于一个国际性的人权组织，我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只知道他好像专门替穷人说话，我当然非常感谢他，这个人权叔叔问我一个月拿多少钱，我说因为我们家欠老板的债，我们全家的小孩子都拿不到钱，但我们至少可以吃三餐，而且我们到了二十岁以后，就可以拿到薪水啦。老板还告诉我们，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欠他们钱了。我们这个工厂只有极少数的小孩可以有薪水，人权叔叔问我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我告诉他：爸爸说我们在别的地方反正也找不到工作，如果到城里，我们这些孩子一定只好做乞丐。

几天以后老板找我去，问我跟那个外国人到底谈了什么，我据实以告，老板告诉我，这位人权叔叔不是好人，他会对我们不利的。可是我的感觉却不同，我觉得他们非常同情我们这些做工的小孩，

这是半年前的事了。

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我们这些孩子不能再做工，老板说如果他再让我们做工，那个人权组织就会让大家不买我们的地毯，老板给我们每个孩子一些钱，但叫我们明天不要来了，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的薪水是不够养我们的，我也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唯一可以做的，恐怕就是做小乞丐了。我知道附近有一座皇宫，很多观光客会来玩，我们这些小孩子可以去向观光客要钱。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幸运儿，因为很多的孩子都是小乞丐，而我呢，我至少有工作可做，我想到那位人权叔叔，认为他是个好人，可是他完全不能够了解我们巴基斯坦的穷小孩子。就以我来讲，我其实并不怨恨爷爷为了一头牛而使我现在还在做没有报酬的工作，因为至少我三餐都有着落了。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吃饱了，对我们这些人而言，吃饱肚子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了。这个人权叔叔大概不了解，吃饱，是多么快乐的事。如果我现在有工可做，将来大了可以有点技术，看来我这个梦想也会泡汤了。

政府不管我们，外国的人权叔叔一番好意，却使我失去了工作，要去做乞丐了。我担心的是，我会不会要一辈子做乞丐。」

宋老师所朗读的文字内容可能有润色，但所叙述的情形，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对于不符合西方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抵制，是值得称赞的道义行动。但要消除这类不符合西方道德标准的行动，比如使用童工的问题，抵制其工厂的产品，仅仅是一个好的开始，接着更应该帮助解决这些童工未来的生计问题，如帮助他们去上学读书，学到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自立。如仅仅是通过抵制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却无后续帮助这些童工的资金与行动，那么，这种抵制就只是满足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感受而已。这些童工无非是如上文所说的从“血汗工厂”走出，成为皇宫附近向来自发达国家的观光客乞讨的小乞丐！

......

事实上，不佞之父祖两辈的亲朋好友中就有不少曾在纱厂打工过，他们都是童工，似乎并不仇恨那些纱厂老板以及背后的英日帝国主义--除非是在解放后开”忆苦思甜会“时，但私下都说能进纱厂做工不容易的。相比当时社会的其他行业，待遇还不错--自己能填饱肚子，还有微薄工资用来养家。

但，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西方国家这个时候对落后国家挥舞「人权大棒」，乃“此一时彼一时”呀。当然，人类价值观是与时俱进的，二十一世纪不应该有「血汗工厂」的存在空间，但西方国家在抵制产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准备好足够的资金、投入足够的人力来帮助这些落后国家的穷孩子们脱贫？

又，宋老师与台静农有师承关系，而台静农又是鲁迅的好友及学生，熟悉迅翁作品的文友一定读过鲁迅书信中相当比例的致台静农函。这让不佞对宋老师更增一份敬重与亲切--虽台静农当年大概率不敢在台大提“鲁迅”二字。如文友喜欢宋老师的讲座，也算不佞为所仰慕的老师做了一次宣传，独乐不如众乐。愿宋老师的教泽远播四海，惠及五洲。

2021.03.29-30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