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于细节中

标题的英语是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注重细节与粗枝大叶是右派与左派的一个巨大差异。也是这个原因，注重细节的右派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真正动力，左派喜欢的是大秤分金，大块吃若，大块文章，大政府，大折腾。比如老毛说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们是靠枪杆子，或者阴谋得到政权，不懂得具体工作，不懂生活。总认为打天下是不世之功，别的都是小事。所有的工作以夺权为目标，为此，人性可以改变，也可以践踏。而科学，恰恰是用他们眼中的小事，为了能从各个角度理解各种细节，就必须发挥和观察人性中的各种反应。就人性的角度讲，中国的统治者，从古到今，都没有合法性。所以才有了成王败寇之说；齐宣王曾经问孟子：“汤放逐桀，武王伐纣，这是以下犯上的事情，为什么却被儒家津津乐道？” 孟子回答：“危害仁的人叫做贼，危害义的人叫做残，这种残、贼的人，统称为一夫。我只知道杀的是一夫纣，没听说有谁弑君。”这里孟子玩的就是文字游戏。按照儒家的观点，一日为君，终身为君，纣自从当了国君之后，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夫’的？是谁来主持的“断代工程”说他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就从国君变成了一夫？如果纣生来就是一夫，那么立的他，就是他爹的责任；接着往上推，直到商汤，没一个好人，继续推，从桀到尧，也都有责任。最后，吹捧这些人的儒家是啥？

正是儒家学说经不起推敲，所以当孔子得知郑国与晋国铸刑书后说，这是亡国的政策。刑书就是成文法，把成文法铸在鼎上表示这些是不能改变的条文，类似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这与儒家的做法大相径庭。儒家推崇的‘礼法’是一种不成文法，既然没有明确的文字，只能是贵族之间，依靠揣摩来决定一切。这就给了独裁者一意孤行的空间。后来中共以文件治国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制定了明文的法律。任何百姓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万一抓住了统治者的短处，你要怎样惩处最高元首？正是这个原因，孔子坚持不要成文法，禁止追求细节。遇到奇怪的现象，就来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科技创新，都来自对于细节的捕捉。孔子也知道这一点，他最害怕的也是这一点，因此提出，“循而不作”的观点，坚持不要创新，大家不去创新，就没人追求细节。

如果继续推敲儒家的学说，就会发现，他们最推崇的尧舜禹禅让也是大有问题。天下不是尧的，他凭什么给了舜？照这样的话，普京不必进行选举，把总统位置送给梅德韦杰夫，过几年，再让梅德韦杰夫把这个位置还给他，这样交替玩禅让，岂不是不必选举，却是千古美谈？所以，《礼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采用选举制。并且，在福利和工作机会上面人人平等称为‘大同’。由于这个理想无法实现，才有了，以禅让为代表的，次一等的理想‘小康’；既然不是理想社会，不求甚解也就可以容忍了；结果造成中国数千年的沉了。商品经济追求的是细节，并由细节达到‘大同’；只要这个世界是所有人通力合作的结果，那么，每个人的能力就保证了他的人权。商人主要根据细节的计算获得利润，而非辛苦的劳作。这使得儒家无法容忍，因此，儒家不遗余力地贬低商人。也正是儒家禁止追究细节，才使得儒家在中国长期存活。相反，天主教不懂这个道理，而是将原有的许多科学知识与宗教结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细节，最后，这些人的追求把天主教的政治势力搞垮，只剩下精神层面的影响。中共的做法，其历史根源就是儒家的模糊政策。它不适合科学研究，凡是科学上的有志之士，都希望从细节入手，解决大问题。但当体制模糊，他们碰了几个钉子后，最后都发现，问题是体制，但体制不能变，研究一辈子都是白费。

儒家文化不遗余力地把商人与小人划等号。所以，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日久则亲，小人之交甜如蜜，日久则仇。但是当世界进入现代化以后，人们发现相反的事情，过去的君子之交，往往甜如蜜，日久则仇。而过去所说的小人却是，淡如水，日久则深。原因是，亲情需要用物质做基础；过去的商人，经过计算获得财富后，需要精神的寄托（亲情）。相反，过去的君子，不懂经济，不认真计算，像中共这样，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打着‘友谊’的旗号，违背经济规律，相互玩潜规则。企图用儒家的礼法取代普世价值。可巧，美国人也弱点，也会上当；奥巴马的确吃这一套。但碰上一个不讲面子的川普，矛盾就立刻激化。由此看出，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实都经不起对于细节的推敲。因此，我认为这些主义都是粗制滥造的情绪主义，把它们统一划为左派。而真正的右派正好相反，是尊重商品经济，追求细节，认真计算的人。他们没有改天换地的想法，唯一的目的就是过好日子。

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古希腊人民生活富足；外加没有王权的压力，这就使某些人思考与实际无关的东西。比如，一条直线上的每一个点，是否对应一个数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我们使用的语言符号，是否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情绪所左右的联系？由此开启了对于极限理论的研究。相反，中国人常说的刘徽割圆则是出于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我曾经呆过的工厂，有一位老钳工，小时候上过私塾，没有什么现代知识。有一天，他告诉我，螺栓的周长，差不多是螺栓直径的三倍多一点，不到三倍半。这当然是他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但也说明，正是无处不在的需要，导致刘徽计算圆周率。而晋朝人，已经不会思考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了（道德经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这说明，中国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在退化。

当今的热门话题“芯片光刻技术”其实就是对于细节无限追求。由于光刻的分辨率和光的波长有关，波长短，造成的衍射就小，衍射会导致光刻时，切口不齐的现象。因此，寻找波长更短的光源就代表光刻技术的精确程度。可见光中，波长最短的是紫色，380–450nm，紫外光的波长在400—10nm，而制造3nm芯片的光刻机使用的极紫外光是121-10nm。接下来的光是x光的波长在，10-0.01nm，在它的后面是伽玛射线（γ射线）波长在0.01nm以下。这些光源从理论上讲，都可以使用，但是真的变成现实，却需要各式各样的创新、艰苦的工作以及大笔的投资。还有可能在这些探索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现象，产生新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些工作需要在方方面面都至臻完善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结果。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合乎人性的体制。所以，中共想要做出尖端的芯片，先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体制可曾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