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专诚批评于丹：准确释读经典，肩负社会责任

《当<论语>遭遇于丹》序言

准确释读经典，肩负社会责任

高专诚

《论语》问世后的近250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有关《论语》的书籍，能够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瞬间风行天下。也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像于丹教授这样，因为其作品涉及到了《论语》而一举成名。面对这样罕见的文化怪现象，直如圣人所言，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愈来愈多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惊人的认同精神；忧的是，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潮，有太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由于缺乏必要的经典知识储备，正冒着被误导甚至被戕害的危险。但无论是喜是忧，在当前的国学热和《论语》热中，每一个有素养的学术研究者或文化工作者，都应肩负起一份社会责任，去思索和反省，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以释读《论语》为名、以体会《论语》为号而走红的作品，以及像于丹教授这样的因为释读《论语》而成为“学术超女”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以弄清它们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认清它们的消极影响究竟在哪里。

第一，是“心得”还是“心魔”？不知于丹教授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对《论语》的理解太主观、太随意，所以，在许多场合，她都强调自己所做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个人“心得”。但是，心得毕竟不同于心魔，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代名词。“心得”是个专有名词，是以深思熟虑、入情入理为前提的，并不是任何个人想法、任何奇思妙想，都可以称为心得，都可以公诸于众，登诸大雅之堂。一句话，万不能以心得取代学问的真理性和真精神，更不能说我的心得是什么，事实就是什么。无论什么人，教授也罢，演说家也罢，当他把自己的作品，冠以“《论语》心得”的时候，一定要以对《论语》的敬重对待、深入研究和全面理解为前提。不管是对于《论语》，还是其他古代典籍，不能说因为有皓首穷经之憾，我们就可以对其章句望文生义，随意解释；不能说因为历代的经典注释家，每每对经义存有歧见，我们就可以随便篡改字句，引伸字义；不能说因为历史上有所谓“六经注我”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将经典文句断章取义，唯我所用。

阅读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有关《论语》章句字词的释读，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尽管于丹教授口头上对像《论语》这样的经典推崇备至，但从她的演讲和著作中，对《论语》章句的释读来看，根本看不出她对经典原著怀有敬重之心，更缺乏深厚的学识和练达的掌握。于丹教授真正关注的，是自己的“心得”而不是《论语》的本义，并为此而不惜凭借上好的口才表现，和混乱的逻辑推演，偶尔诵读若干古语、古诗词以哗众取宠，蒙蔽不明就里的广大听众和读者。我们认为，这绝不应该是当代学者教授的学术之风和教学之风，更不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读书之风和读经之风。像于丹这样的教授，应该远离“批林批孔”时代的遗风，杜绝各取所需式地引用经典语句；她还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经典，不必以不能对经典章句随意发明为辱，而一定要以歪曲经典本义为耻。在中国古代，固然不乏以孔子思想和《论语》字句装点门面的时期和做法，并且类似做法，在其他类型的思想史上，都是难免的。但是，当有人真要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应该把理当装饰在“门”的东西放在门上，装饰在“面”的东西放在面上，而不应该随意堆放，闹出常识性的笑话。爱思索的人都会有心得，读《论语》有心得也属正常。不过，我们想奉劝于丹教授的是，最好是去掉心魔，以平常之心认真地研读经典，以求获得正解。即使真想用《论语》装饰自家门面，也应该在正确理解《论语》原义的基础上去进行。

第二，“放郑声”、“远佞人”。孔子在世时，与得意门生颜回有过一场著名对话。颜回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主张，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之外，还要着眼于现实，做到“放郑声，远佞人”，即去除不健康的时尚，让佞人靠边儿站。为什么要这样呢？孔子的依据是，“郑声淫，佞人殆”。以郑卫之地流行音乐为代表的时尚失之于过度放纵，而以佞人为代表的思想作风太危险。那么，为什么说佞人的表现是危险的呢？因为佞人是辩给便辟之人，巧舌如簧，言之无物，对于和谐社会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
    “佞”字的本义是有口才，本不涉及善恶。在孔子时代，“佞”字与“仁”字有相通之处，有时人们也会混用。认为仁人应该具备上好的口才。然而，为避免有人以佞代仁，泥沙俱下，孔子特别强调了佞人与仁人的区别。告诫弟子们要“仁而不佞”。因为“不知其仁，焉用佞”？仁是实质，佞只是表达仁的方式。一旦言语的内容与形式相分离，一味追求口才捷利，纯粹以口才胜人，就背离了仁，就出现了善恶。当然，孔子并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口才。弟子子贡有口才，孔子认为他在邦国外交中，可以尽情施展其这方面的才能。但是，孔子更主张“辞，达而已矣”。出言吐语，能够让人通达易晓即可。有口才的目的，是通达地表述实际意义，而不是片面地以巧言胜人、以美辞绕人，更不是要以曲解他人之义而为自己的主张服务。于丹教授表述的《论语》“心得”的方式，是以其滔滔不绝的辞藻堆砌和危言耸听，直让闻听者应接不暇，根本没有独立思索、静心回味的余地，而只能沉溺在其高谈阔论之中，旋转在其似是而非的对《论语》章句的曲解误读之内，滞留在其空洞无物的所谓励志教条之间。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论语》“心得”，基本符合孔子所定义的佞人之行，使我们不得不“一言以蔽之”曰：“是故恶夫佞者！”

有口才并不是罪过，令人厌恶的是言之无物，甚至言之乖谬。佞人的问题出在了“佞而不仁”，没有用口才表述仁道，而是表现了诡道。比如说“幸福”。窃以为幸福就是幸福，未闻尚有于丹教授所说的“清亮的幸福”。难道世上还有“浊暗的幸福”，或其他不幸福的幸福吗？再比如说，“宽恕”之“恕”与“忠恕”之“恕”本来不同，就不应该像于丹教授一样，以一番巧言使之混同。凡此种种，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远离“佞人”。我们想提醒于丹教授的是，即使你瞧不起以学者的身份踏实钻研学问，也不必以教授的大名糟蹋学问。

第三，释读经典与社会责任。“佞人”之“殆”，最危险的莫过于无视士人的社会责任。尽管目前有所谓“国学热”，但在这个国学之“热”的背后，却是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国学之“冷”。由于这半个世纪的远离传统文化、不尚诵读经典，致使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没有机会专门接触传统文化的，大约50岁以下的人们，对于传统经典近乎一无所知。遑论比较全面和可靠的理解。在当前全社会都认识到，传统文化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仅想自己补上这一课，也希望子女们不要再有当年的遗憾。同时，还有更多初生社会的年轻人，也迫切要求以传统文化充实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为，广大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授业解惑者，还是钻研学问者，都应该从端正社会风气、关心青少年成长的角度出发，把这样的社会需求看，作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以认真的态度，踏实的学风，正确的知识，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呈现给渴望的人们。而绝不能以“心得”为由，把个人肤浅的理解，甚至有意的曲解，广为散布，从而把一份应负的社会责任抛在脑后。

有人说，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扩大了《论语》影响，提升了《论语》的知名度。可我们依稀记得，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不也是使孔子家喻户晓，成为尽人皆知的“孔老二”了吗？也有人说，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使高高在上的传统经学研究，走出了纯学术的象牙塔。可我们感觉到，象牙就是象牙，不必要等同于朽木。还有人说，于丹教授凭借《于丹〈论语〉心得》所获得的名与利，令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们汗颜无语。可我们恪守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顺便说一句，孔子在此所说的“义”，并不是于丹教授所理解的“道义”，而是“适宜、妥当”。也就是说，以曲解和误读《论语》所获得的名与利，是不适宜的，不妥当的。在此，我们并不想做思想保守的卫道士，只是想强调一份读书人的责任心。

学棣马氏千里，孜孜研读《论语》有年，著成《〈论语〉的管理智慧》等大作，力图以《论语》思想指导企业管理，良有以也。千里释读《论语》虽有异于余，但他之两项原则，略胜于丹教授的“心得”旨趣。一项原则为，先去尽力弄懂《论语》之所云，再言说自己之心得；再项原则为，《论语》所讲乃《论语》思想，《论语》思想对企业管理之启发，则为现代人眼中的《论语》思想之现代意义，二者绝不混同。有鉴于此，余与千里颇能交流，以期使《论语》之学术研究，与现代精神相融通也。千里之新作《当〈论语〉遭遇于丹》，直指于丹教授释读《论语》之舛误、荒谬之处，论证详博，说理透彻。余读之，多有共鸣，故遵嘱作此小序，庶几尽书生之责耳。

                                       2007年3月6日